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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子女救助制度有待完善 福利政策存空白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9日08:19 法制日报
    本报讯 (策划 孟绍群 记者 张亦嵘 台建林) 妈妈杀了爸爸,一家人聚在一起喝糊糊的日子从此变成了永远的记忆。小梅和陶陶有着同样的经历。亲戚家的糊糊不能白喝,干不好活要挨打。在歧视的眼光下,小梅活得好累;杀了妈妈的那个相好,陶陶的理想听来可怕。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儿童村,这里会对他们进行怎样的改变?

  编辑手记

  有犯罪就会有这样的孩子,服刑人员子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的弱势群体。  在一些犯罪率高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不少这样的孩子无人抚养,流落社会;即便是在发达一些的地区,这些孩子也存在着心理康复、教育、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的问题。  父母服刑后,孩子们由于各种原因失去成人的照顾,独自混迹于社会,吃了不少苦,有的也养成了撒谎、打架、偷窃等种种恶习。由于过早地目睹了人世间的丑恶,这些孩子小小的心灵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伤痕。  这一群体的健康成长和权益保护问题应该得到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这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工程。

  妈妈杀死爸爸后三个孩子没了家

  小梅的家在甘肃省泾川县的三星村,那是个和陇东大山里点缀的其他小山村没有什么区别,也没什么特产能引起山外人兴趣的村子。那里的男人,特别是青壮年不喜欢山上的薄地和窑里的土炕,他们喜欢的是山外的世界,喜欢能够给沉闷的生活注入点新鲜的刺激,尽管为这种“喜欢”和“刺激”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还是有人尝试。为此,小梅的爸爸死了;杀死她爸爸的第三者也死了,第三者的同谋妈妈被判了15年。

  小梅那年7岁,家里发生的这场变故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只记得那天日头进山的时候,她带着5岁的妹妹和3岁的弟弟从外面玩儿回来,家里的灶冰凉,往日里打发他们喝玉米糊糊的妈妈连个影子也不见。小梅就带着妹妹、弟弟守在院子外等妈妈。天上的星星亮起来了,月亮也从垭口爬出来了,妈妈没有回来;妹妹和弟弟伏在她的膝上睡着了,妈妈也没有回来;后来她自己的眼睛也睁不开了,才有人弄醒他们。不是妈妈,是舅舅。舅舅把房门的钥匙给了她,说叫上弟弟、妹妹回屋睡吧,你妈出远门了。她问舅舅,妈去的地方有多远?比爸打工的礼泉县还远么?那可是陕西呵!舅舅说,别问那么多了,明天送你们去大伯家。

  大伯家也在山里,大伯家的日子也是靠喝玉米糊糊过。可大伯疼她和弟弟妹妹,送她去了学校读书。她喜欢那所学校,喜欢她的老师和同学,可不知怎么,同学们好像不喜欢她,他们时常在她背后戳指头,有几回让她看见了。她想过,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可她想不明白。

  大伯疼她,可大伯身子有病,小梅在大伯家过了两年,大伯没了,是病死的。于是,小梅3姊妹又被送到了三叔家。三叔可没大伯那样疼他们,三叔的脑子有毛病,用文明点儿的话说是个智障人。可三叔知道不能白让这几个娃喝糊糊、睡窑洞。三叔可不送她上学,三叔得让他们干活儿!三叔家有头牛,这牛就成了小梅姊妹们要做的营生。

  许多年后,小梅进了儿童村,又重新坐在了课桌前,她在作文里是这样描述她在三叔家的日子的:

  从到了三叔家,我就没学上了,给三叔放牛。三叔家条件也不好,我放牛的时候多想上学呵!有一次我在山上放牛,被牛一头顶下山洼,摔得我真疼,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哭着喊妈妈,可林子里哪有妈妈呵。回到家,三叔还没有原因地打了我一顿。三叔打人狠,拳头脚掌一起用。还不准我哭,哭了,打得更狠……

  在三叔家待了一年多,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外乡人找到小梅,领头的是个老爷爷。老爷爷说他姓郭,是她妈妈委托他来接她姊妹们进儿童村的。小梅不知道什么是儿童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进儿童村?爷爷就拿出一摞照片给她和妹妹弟弟看。那些照片真好看,长满花草的院子、漂亮的装着蓝色玻璃的小白楼,还有好多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有读书的,有吃饭的,还有做游戏的。小梅觉得那照片上的天都比三叔家的天蓝,照片上的云彩也比三叔家的云彩好看。更重要的是,郭爷爷说,她到了儿童村,就能见到妈妈。于是她带着妹妹、弟弟跟着郭爷爷走出了陇东的大山,来到了设在陕西省三原县的东周儿童村。

  郭爷爷没有骗她,郭爷爷真的把她和妹妹都送进了学校。可郭爷爷也告诉她一个有关妈妈的真实情况。

  于是,她知道妈妈犯了罪,舅舅说的那个“出远门”,就是住了监狱。她一下明白了在大伯家上学时,同学们为什么戳她指头。她说那一刻,她懂得了让人看不起的滋味,那时她还不知道同学们“戳她指头”就是歧视。可她明白,那是人家看不上她。她真的恨死妈妈了。因为妈妈的罪过,她和妹妹弟弟永远见不到爸爸了。在礼泉打工的爸爸是被人家从背后用石头砸死的。

  小梅已经在儿童村过了5年。坐在我们面前的她已经15岁了,虽有些腼腆,但更显得从容。我们问:还恨妈妈么?她摇摇头,说:她认罪了,还是我们的好妈妈。

  小梅的妈妈坐牢后,一直牵挂3个孩子。她知道三原县有个抚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儿童村后,就给村长郭爷爷写了信,请求郭爷爷能把她的孩子们接进儿童村。郭爷爷去关押她的女子监狱与她签署了委托抚养协议后,亲自把3个孩子接到了儿童村。

  来到儿童村后,每年小梅姊妹们有两次探望妈妈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妈妈,她不知道该和妈妈说什么?哭声中,她原谅了妈妈。小梅母亲因为孩子们有了衣食无忧的归宿,思想改造也大有进步,已经减过几次刑了,明年就能出狱了。每次见到孩子,她都要从心底感激郭爷爷。特别是去年小梅被三原县评为十佳少年后,她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位刑期中的母亲哭了。

  问小梅日子过得快乐么?小梅笑了,天真无邪,脸上没有半点阴影。她说,闲了她画画,画塬上的青草、小树、兔子和她想象中的

熊猫。这是一个心理已经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的女孩,因为知识使她有了宽容之心,因为成就使她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孩子心理畸形理想竟为报仇

  小梅已经从她不该承受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她是幸福的,可是,和她同在一个儿童村的陶陶就不那么幸福了。不是因为郭爷爷和老师们不疼他,是因为他受的伤害太深了,要让他真正走出那个不该罩在一个8岁孩子身上的阴影,不光要大人们的努力,更需要他战胜自己。

  陶陶的家在秦岭北坡下的谷地里,祖祖辈辈的庄户人,不招谁,不惹谁。可就是这样的老实农家,也发生了几乎和小梅家一样的变故。那是2003年的春天,他8岁。与小梅不同的是,小梅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变故的真相,而他家的变故就发生在他的眼前。那印记怕是这辈子也难从心底抹去。

  那个春日的晌午,妈把老鼠药下在了爸爸的糊糊碗里。爸爸想都没想,就喝了下去。爸爸不知道妈妈有个相好,叫黄亲娃,就住在不远的邻村。那天给爸爸下药主要是妈妈的主意,不然那个黄亲娃就得掉脑袋了,也用不着陶陶思谋两年怎么杀了他。

  爸爸喝下拌了老鼠药的糊糊,不大工夫就疼得缩成了一团儿满地打滚儿。那会儿,陶陶就在爸爸身边儿,他是眼看着爸爸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没了性命。陶陶明白,爸是妈亲手毒死的,陶陶恨妈,更恨那个叫黄亲娃的坏人,没他,妈咋会害爸?

  后来,警察来了,带走了妈。再后来,妈被判了死缓。从那时起,他就盼自己快点儿长大,长大后弄支枪,一定要亲手杀了黄亲娃,为爸报仇。

  进了儿童村,他这念头也没变,并且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不能忘了仇人。他不避讳别人知道他的这念头,他甚至把这想法公开出来,作为自己复仇的宣言。有回上课,老师让大家谈理想。这个说长大了当医生给人看病保健康;那个说开汽车,开飞机,走遍祖国好山川。轮到陶陶说理想时,一屋子人瞠目结舌。陶陶说,他的理想是杀人,杀那个叫黄亲娃的坏蛋!课外活动小伙伴们踢足球、打篮球开场时,要学着真正的球员把手伸出来,攥在一起喊号子,别个喊加油,他喊报仇!

  有回语言课上,他不好好听讲,老师批评了他。老师没有想到,再翻开收上来的作业本时,上面就是一句话:老师王八蛋。陶陶的复仇思想已经从只对黄亲娃,发展到对所有与他有过矛盾的人。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纠正,将可能发展成对社会的报复心理,这种报复的想法遇上合适的时机,就可能演变成仇杀的行动,没有比复仇更能引起他兴趣的事情了。

  就如何恢复服刑人员子女对人性和社会的信心的问题,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说:父母服刑给每个家庭都会带来严重的打击,而面对打击承受力最弱的当属他们尚未成年的子女。有的孩子因为父母犯罪服刑而觉得自己成了罪犯的孩子,是被人看不起的人,从而对社会、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有的孩子还因为父母被处罚而敌视一切,心理畸形发展,甚至发生严重后果。由于他们的年龄、心理、生活状况、家庭结构等原因,往往会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个时候,政府、学校、社区、亲属和老师对他们的积极帮助和特别保护就显得格外需要和迫切。

  坐在我们身边的陶陶也许是因为还不熟悉我们,显得有些怯场,他那张稚气未脱的小脸儿和那副还没有发育起来的身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我们问他,喜欢不喜欢儿童村?他说,不喜欢。问他为什么?他说,来这儿要叠被子、洗脸和刷牙,在家这些是可以不做的。这孩子还不知道,文明对他来说,正是从这些琐事上体现出来的,儿童村正是要从这些琐事开始矫正他扭曲的心灵,使他通过学习文化放弃埋在他心灵深处的荒蛮。问他,儿童村有没有能让他开心的事?他说,儿童村有肉吃,在家里是很难吃上肉的。说这话时,他那张小脸绽开了笑容,红扑扑的。这时,你绝对不可能把眼前这个陶陶和那个曾经有过杀人理想的陶陶联系起来。

  问他,去看过妈妈么?他的眼圈红了。他说今年八月十五去监狱看了妈妈,他还恨妈妈,因为妈妈毒死了爸爸。但他现在不想杀黄亲娃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杀了黄亲娃得坐牢,他不想坐牢。这是不是他的进步?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关于犯罪坐牢的知识得来是不需要通过探监获得的,可陶陶知道杀人坐牢是因为他见到了监狱的高墙,感受到了森严的气氛,这比空口对他说,监狱不能随便进,不更有说服力么?这种知识的得来确实残酷,可是要再深究一下这孩子的家庭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你就会明白愚昧和贫穷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儿童村的村长老郭说,陶陶人格上的缺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破碎的家庭,要想把他教育成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策机制有缺失儿童村力量有限

  老郭的儿童村是专门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开办的。老郭说,这些孩子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家庭破碎的辛酸故事,都有心灵被扭曲的痛苦。他的责任就是要医治孩子们心灵的创伤,矫正他们扭曲的心理,使他们恢复自信、自尊和对生活的信念,也就是要保护这些孩子的权益,使他们能够和正常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享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儿童村要做到这些,还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机制。

  张雪梅说过,应当建立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给予社会救助的制度。对这个群体,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救助机构和救助政策。国家和社会对这个群体在救助方面还存在真空地带。儿童福利院的主要救助对象是孤残儿童、弃婴,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与救助没有纳入他们的职责范围。我国未成年人救助制度还不完善,应当尽快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救助制度,制定对未成年人的福利政策,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进行国家救助,以解决父母服刑给家庭造成的经济困难。这样可以使愿意抚养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或寄养他们的家庭解除顾虑,使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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