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评]悼念巴金

　　王永章

　　在全民陶醉于神六回家喜悦的那一天，作家巴金走完101岁追求自由、理想破灭、痛苦挣扎和良知觉醒的人生道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巴金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良心”，这是一种充满感性力量的赞誉。

　　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曾经选择了一种外来信仰：反对一切权威，建立无政府社会，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共有。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于是，那个原名李尧棠的年轻人，在两位导师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巴金，在文学道路上向他的理想国艰难跋涉。所以，青年巴金的作品充满着用革命激情去实现乌托邦的色彩。今天看来，那是一种盲目，但对当时苦寻自由之道的躁动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巴金后期的痛苦首先在于这种信仰，他既感觉到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更认识到它是错误的。巴金最大的痛苦在于，他认同了另一种“金玉其外”的理论，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败絮其中”。不过，在那个时代，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而又无奈的选择。

　　暮年巴金的威望源于他的良知觉醒。40万字的《随想录》是自己抽打自己思想和灵魂留下的鞭迹，虽然还是感性认知多于理性透视，因而也就难说已经找到了自由的真谛，但敢于如此批判自己，否定自己，毕竟需要巨大的物质牺牲，痛苦的精神决裂，以及服膺真理和道义的勇气。也正因为如此，《随想录》俨然已成警示后人的教材，良心未泯者只要一走进它，就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于是，我们看到了类似《随想录》的《牛棚杂忆》、《思痛录》乃至《少年凯歌》之类的反思作品。显然，季羡林韦君宜们已然成为中国觉醒学人作家的代表，只是这种觉醒还需上升或掘入到更高更深的层面。

　　至于那些因为金钱、权力甚或性欲的满足而自认已获自由安全幸福的人，能否听听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这句话：“在所有人实现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在所有人实现安全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安全；在所有人实现幸福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幸福。”所以，追悼巴金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从暮年巴金身上汲取那种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大胆地走出象牙塔，给社会释放知识理应释放的推动力，最终与大众一起自由，与大众一起安全，与大众一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