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官股撤资遭遇明退暗持

　　一些地方官员名义上把股份退出，实际转让给朋友，只需从资金链上再走一圈就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沈柬贝发自上海

　　钱高平(化名)已记不得这是第几个电话了。

　　连日来，在外地投资煤矿生意的朋友频繁拨他电话，催他出去“吃进”(接手)一些煤矿的股份。“但是现在风声有些紧，得小心掂量掂量。”钱高平说。

　　钱高平是温州的一名房地产商，近年来经常在新疆、云南地区的矿源边上“走动走动”，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搞些资源玩玩”，他周围也是一群投资外地矿产的温州老板。“不过眼下还是要小心，国家对煤矿的整顿检查，三令五申，一不小心，钱什么时候打了水漂都不知道。”

　　2005年8月30日，中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达了要求官员从煤矿撤资的“9·22”时限，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一部分地方官员迫于压力相继从煤矿撤资。

　　10月14日，国资委网站上最新公布了山西省的撤资情况。据山西省清理纠正工作领导组办公室13日公布，山西省已经有836名国家工作人员或国企负责人撤出煤矿入股资金4077.33万元。而截至9月30日，已上报投资入股煤矿的山西官员有922人，入股金额为9257.74万元。

　　山西频繁来电

　　温商炒煤近年来早已人尽皆知，而在撤资令下，不少

　　“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被查出来，就地免职他们肯定不干的，现在隔三差五地就给我打电话，催我去山西看看，是否可以将他们的股份给买下来。”

　　钱高平口中的这家煤矿在山西大同市广灵县，煤矿总储量在500万吨，目前的年产量在15万吨。2004年，大同市广灵县国土资源局挂出了这家煤矿的采矿权出让公告，县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某官员以490万元取得了采矿权，于是找了几个规划局的干部一起合资缴纳了出让金的20%。

　　“现在一方面国土局那边的期限到了，余款需要尽快补上，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政策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退出来，或者把股份卖掉。”钱高平大概估算了一下，前期的器械设备投入近300万元，加上出让金490万元，“合起来就是800多万元，他们现在转让的价格是1400万元，想赚个600万元。”

　　钱高平又笑着向记者表示，如果矿源属实，即使只有两三百万吨，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9月份全国煤产量已经明显下降，但是进入冬季，煤的需求势必出现一个高峰，这笔投资一年不到就可以赚回来了。”

　　钱高平说，该矿各种手续证件非常齐全。“当时就是在发展计划委员会官员自己手里立的项，其他的矿长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都是其他几个公务员搞定的。”

　　钱高平打算近日就去山西看看这矿的实地情况，把一些相关的数据弄清楚，再找地质大队进行复测，确定储量情况。“交接方面的问题，他们几个会一手来办理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剩余的出让金392万元交到国土资源局去。”然后便是“私了”：先期的设施投入300万元将用现金直接打入唯一公开亮相的那位干部账户。

　　点雪茄的时候，钱高平嘀咕道：“政策紧，他们也不轻易以投资者的身份与人接触，他们着急啊，不过我们倒也不急，或许600万元还能再杀点下来。”

　　撤资路线图

　　在广灵县，当地不少煤矿工人都在风传一些煤矿的股份情况。一些矿工甚至能掰着手指头告诉你，某某领导在城里有多少房子，哪些煤矿是哪个领导开的，哪些厂子又给什么领导送了暗股。虽然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言，但在类似这样的小县城开矿，“没有领导关系和靠山，恐怕是不能生存的。”钱高平说。

　　公开信息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就达到2672人，同比上升了3.3%，其中特大事故死亡704人，上升114.6%。类似悲剧频频发生的背后，干部参股煤矿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已掌握的统计数据似乎与实际情况还是略有差距。全国24000多家小煤矿，估计还有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入股。

　　正如《第一财经日报》先前所报道的，官煤勾结整顿风暴时下正遭遇“干股”症结。而所谓的“官煤”，实际上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合同制，就在工商登记资料上明确写着本人姓名的。“这些地方，谁也不愿意相信别人。已经被清理小组查出来或者已经撤资的公务员，多数是这种情况。”一位在内蒙古投资煤矿的温州官员曲日飞(化名)说。

　　“不过到底退给谁，又退了多少是很难说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曲日飞指出。“显股”官员可以通过名义上的退出，转让给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只需要从资金链上再走一圈就又回来了。“他可以通过协议把现金转出来，打到另一朋友名下，再以朋友的名义将钱重新投资到他所在的煤矿上去。”

　　事实上，这种“明退暗持”的现象在山西也非常严重。“如果你是我的话，把这事情托给我，我肯定会帮你扛下来的，本来就是生意人嘛。”钱高平说。

　　但将煤矿的股份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官员都以“干股”的形式出现。“这种人持有股份的多少，取决于其运用权力给煤矿带来的利润空间大小。”曲日飞解释。

　　“严格地讲，它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出钱，但有名字的干股，不过这种名字是体现在另立的文字或口头协议中，还有一种是以他人名义分得股份的暗股，名字干脆就不出现。”

　　如果这两种隐性股份要退出的话，双方也会需要一纸协议。“最初投资200万元，升值到1000万元后，如果某官占利润的10%，在他退出的时候该煤矿就需要支付80万元。”但是利润的直接产生需要纳税，通行的做法是请评估机构搞一个形式上的评估，在转让协议上注明一小部分升值的利息，比如10万元，剩余的70万元再私下支付。

　　继续进行时

　　曲日飞是温州某县建设局的一位干部，但是他丝毫不慌张，也不着急退股。以他的理解，国家这份文件应该是针对当地官员的。

　　对文件的理解不一致，也使得具体撤资的数据让人多了层思考。光从已经统计的数字上看，山西836名官员撤资4077.33万元，河南省356名入股的官员撤资退股累计金额2327.41万元，内蒙古110人共撤资600余万元。这几个省的干部撤资情况显示，国家干部所持股资人均分别是4.87万元、6.54万元、5.45万元。

　　数字似乎远低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当记者致电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时，他不置可否，只是表示数字还在汇总过程中，10月20日左右会有官方信息发布。

　　而在投资者钱高平或是曲日飞看来，这些数字与实际也相差无几。钱高平指出，煤矿的暴利是在近年爆炒上去的。早期的煤矿投资确实不多，也就十几、二十来万元左右，人均几万元是正常。“煤矿的利润在煤的资源，最初的投资额只是并不多的井口机械设备等。”钱高平解释。

　　清查仍在继续。10月9日至14日，记者不断致电山西省安监局，局长办公室或煤监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有关工作人员解释说，部门的领导都去检查公务员参股煤矿的事情去了。

　　现在，网上转让煤矿的帖子也越来越多。当记者按着雅虎论坛上的某帖子联系到湖南某矿主周先生时，他表示，查仍在查，躲的依旧在躲，投资也继续进行。周先生正打算以438万元的价格转让手头的煤矿，其中5%的官股也打算一并卖掉。“不过，那个‘芝麻官’又开始以朋友的名义在其他镇上寻找煤矿投资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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