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神舟飞天的无形助推器——从载人航天看民族精神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两度金秋，又创辉煌。从杨利伟独上九霄到费俊龙、聂海胜携手归来，太空依旧，中国航天人却又一次把一个国家的崭新高度标记在了太空上。

　　１９９２年党中央决定启动载人航天工程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神舟六号平安返回地面，短短１３年，中国不仅成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的国家。

　　托举神舟飞船进入太空的，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长征二号Ｆ型火箭。

　　创造中国飞天奇迹的，是千千万万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人，以及他们在飞天征程中所形成的自主创新、密切协同、科学求实、爱国奉献的坚强信念。

　　自主创新——创出“中国创造”

　　作为集中了众多高新技术的领域，载人航天，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智慧与能力的重要制高点．

　　载人航天工程刚开始论证的时候，王永志是论证组组长。今天，已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他回忆说：“我压力很大，脑子里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人家的飞船上天几十年之后，我们做出一个飞船来还能振奋人心呢？”

　　时间上的巨大差距已然无法弥补。中国航天人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后美国、俄罗斯几十年后搞载人航天，唯有自主创新，才能尽快迎头赶上。

　　正是中国航天人自主创新的勇敢气魄，使载人航天工程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高的起点，并处处体现出中国特色和技术优势。

　　中国的飞船设计者们一开始就大胆地提出技术大跨越的思路——跨过美俄从单舱到多舱的四十年历程，直接研制国际上第三代飞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舱方案：带有轨道舱的三舱飞船，既可大大改善舱内的舒适性，在增加对接机构后，又可使之成为空间站与地面之间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为载人航天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矗飞船完成在轨运行任务后，轨道舱继续留在轨道上运行。这样，在无人飞行试验阶段，就可以利用轨道舱开展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其作用相当于一颗应用卫星，为科学实验获得了额外的空间应用效益。

　　“起点高，容量大，重量大，技术难度大。”飞船系统原总设计师戚发轫这样形容中国神舟飞船的设计。

　　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所言，像载人航天这样的高技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仅是研制出火箭逃逸塔的发动机，就用了整整三年；历经三年半制造出来的飞船整流罩，又出现了超重的危险……困难重重的攀登路上，航天人攻克了一项项系统级关键技术难题，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生产性关键技术。

　　从１９９２年立项到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艰难起飞的载人航天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高技术集成的飞控中心开始启用，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分别达到９７％和９９．７％，飞船达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从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模式到与国际接轨的陆海基航天测控网，从火箭控制系统的系统冗余到总线式数据管理，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到越来越多的空间科学实验……这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创造、新突破，无不是航天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与神舟五号相比，神舟六号又有新的改进。

　　这是真正的“中国制造”，更是响当当的“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加“中国创造”，打造出了中国航天这一世界级名牌。

　　戚发轫、黄春平、刘竹生、顾逸东、于志坚、施金苗……，张柏楠、尚志、刘宇、张育林、陆晋荣、陈善广……，同样成为名牌的，还有这些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中国航天人。

　　与神五相比，以新面孔为主的神六七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平均年龄下降了５岁，飞船、火箭试验队中３５岁以下的科技人员已占８０％。群星璀璨的新一代，为我国航天事业实现新的突破积蓄了强大发展后劲。

　　靠自力更生起步，在自主创新中发展。自主创新的精神如同一枚助推器，已捆绑在了中国这枚巨大的火箭身上！

　　大协作——汇成“一加一大于二”

　　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神五到神六，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叩访“天宫”的，不过三位航天员。而为这些飞天英雄搭建“天梯”的人，又何止万千！

　　从神六点火的那一刹那开始，东到濒海的青岛，西到边陲喀什，从漂泊在三大洋上的４艘远望号测量船，到孤处异国的地面测量站，成百上千的雷达和各种跟踪测量装备几乎同时启动，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把一道道数据由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北京、酒泉、西安……

　　更多的人，在火箭点火、神舟飞天之前就被牵动了。

　　在这项空前复杂、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里，据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１１０多个研究院所、３０００多个协作配套单位和几十万工作人员承担了研制建设任务。工程七大系统分别由１０个左右的分系统组成，分系统又包含更多的子系统。各研制单位、各系统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运转。

　　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陈炳德介绍说，在单项技术有差距的情况下，中国航天人通过各系统各环节的大协作和科学的资源整合，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

　　中国航天员中心，世界上除俄罗斯加加林训练中心和美国休斯敦航天中心外，第三个能够独立训练航天员的场所。用中心主任陈善广的话来说，这是个“在一个院子里研究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地方。

　　来自航天基础医学、实施医学、生保工程、航天仿真等各种学科的科研人员集中于此，从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到飞行器的医学功效评价，从航天员的医监医保到大型地面训练设施的研制，既要从“人”的角度向“神舟”飞行提出各种问题，还要通过工程解决这些问题，研制出航天服、航天食品，在太空中创造出大气环境。而在俄罗斯，这些工作是由加加林中心和４个研究所共同完成的。

　　小到一个航天员中心，大到整个工程，无不是在高度协作、配合之下运转。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上海的推进器，四川的元器件……一声令下，前一天还在工厂的设备第二天已送至北京的总装车间。

　　电子元器件，载人航天工程的“细胞”，组成飞船、火箭的血肉。来自信息产业部的数据表明，神舟六号飞行任务中，电子元器件遍及工程七大系统，光供货价值在几十万以上的元器件生产单位有１２０多家。

　　载人航天工程，让这个与市场结合分外紧密的行业一次次出现例外。专用于神舟的某些设备用量很小，但不得不单独开辟出一条生产线；为了维护一个价值仅几千元的元器件，工作人员不断往返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工厂之间；有的元器件交货后，工人师傅并不清楚究竟用在哪个地方，但“只要知道神六上有咱们的东西，就高兴”……

　　伴随着神舟的一次次成功飞天，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迸发。

　　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把齿轮咬合般的全国大协作汇聚成了助推神舟飞天的强大力量。（未完待续）

　　“归零”——把求真务实做到极致

　　国外一家媒体在评论神六成功发射时说，神六升空所唤起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更是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基石是求实，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在航天领域的生动体现。

　　中国载人航天也曾有过并不现实的超前阶段。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上天后，举国振奋。次年，曙光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很快，中央叫停了这股高涨的热情——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工业设计、制造水平，当时的中国还远不具备开展载人航天的条件。

　　“现在看来这个决策真英明，那个时候如果搞，可能花很多钱也搞不成。”亲身经历那段历史、后来又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决策过程的戚发轫说。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求真务实，中国载人航天的这一性格，注定了中国要走一条与世界上任何航天大国都不同的道路：抛开过于超前的航天飞机方案，选择从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能够支撑的飞船起步，同时，在研制飞船时一步到位，直接盯住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

　　飞船系统副总指挥秦文波回忆说：“我们发射第一艘飞船时，就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上人了？我们说可以，但毕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神舟五号的载人条件已经很成熟，这就使我们有了可靠性的把握。前面一次次的成功，奠定了载人飞行成功的基矗”

　　发达国家在载人飞行之前，通常要发射近１０次甚至１０多次无人试验飞船。我国只进行了４次无人飞行试验就实现了载人飞行，并在第６次飞行中实现了在太空工作和生活，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创造。

　　从神一到神四，４次无人试验每次直接消耗约为８亿元人民币，神五载人飞行花费不到１０亿元人民币，神六的双人５日飞行，总花费也不过９亿元人民币。

　　低投入、高效益，是任何工程都会追求的目标，但如果没有科学、求实、严谨的工作，就不会产生令世界惊叹的效益。

　　“归零”，中国航天人创造的名词。在载人航天工程的管理规定中，这个可以简单解释为“从头开始查找故障原因”的词语被进一步细化为５个步骤：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日，神舟六号箭载计算机正在总装车间进行模飞状态测试，地面计算机忽然接收到箭载计算机传回来的一行“乱码”。乱码随即消失，但这一瞬间的异常反应，没有逃过技术人员的眼睛。箭载计算机指挥发动机点火、飞行制导和稳定控制，是火箭控制系统的关键设备。

　　从系统和操作进程一步步查找原因，反复试验验证分析……很快就找到了故障原因的专家们，又用了整整几个通宵来分析、解决，直到确定同类问题不会再次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这个故障才算彻底清除。这就是航天人的“归零”。

　　“厨师做菜常说‘盐少许’”，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庆伟说，“我们的工作，可不能有一点这样的含糊。”正是这种严谨细致，弥补了物质、技术基础的不足。在神六飞行中，飞船、火箭的表现堪称完美，数千台套地面设施设备无一故障，全系统数万个口令无一差错，操作无一失误，北京、酒泉、西安和分布在国内外的１０个测控站和４艘远望号测量船，都精确、及时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把梦想变为现实，从来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也许，不远的一天，“归零”等航天人的专用术语，会成为各行各业的共同语言。

　　奉献——老主题的新故事

　　燃烧的是自己，托举的是辉煌。在完成把神舟飞船送入轨道的使命后，冲天的火箭用壮丽的燃烧结束了自己的行程。

　　走进中国航天人中间，你会发现，每一位航天人身上，都有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从平安归来那一刻起，鲜花和掌声就包围了两位英雄航天员。但，没有人知道，太空中潇洒自信的聂海胜，心里其实背负着亲情的债。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母亲突发脑溢血，接到消息的聂海胜立即赶回老家。那时，神六训练即将开始，他只好匆匆返京，留下妻子聂捷琳在病榻前守护了一个多月，直到母亲转危为安。

　　“有这样的媳妇，就是在天上飞一年也踏实啊１中国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吴川生说。

　　母亲落下了半身不遂，连开口说话都吃力。牵挂着母亲的海胜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抓着话筒，母亲笑中带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是个孝子，但忠孝不能两全。”常年陪伴着母亲的聂新胜说，哥哥尽忠，我尽孝。

　　神舟六号发射前夕，飞船工艺组组长熊涛的妻子和孩子都要做手术。妻子找他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熊涛沉默良久，左右为难。最后，理解他的妻子说：“这样吧，我和孩子一个做声带手术，一个做扁桃体手术，就住在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吧，孩子我来照顾。”

　　一句话，说得七尺男儿眼泪涌了上来。

　　这样的无奈，在神六科研人员中已成平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的王蕾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杨延峰在发射场相识相恋，今年国庆，两人在发射架下举行了婚礼。神六发射成功，王蕾回到上海，杨延峰则继续留在酒泉执行新的任务。蜜月未满，夫妻俩便天各一方。

　　事实上，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年代，航天人对中国飞天事业的执著，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奉献。

　　作为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的设计人员，傅岚所要做的是在太空舱内为航天员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也正是神六两人多天飞行带来的最大挑战。

　　１９９５年，在德国攻读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的傅岚，收到了一封寄自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信。来信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研究已进入攻关阶段，急需人才，希望他尽快回国。他彻夜难眠。如果马上回国，就要放弃学业和博士学位，但祖国的需要又在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

　　故事的结局无需多言。从大漠深处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到毗邻中关村、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北京航天城，无数优秀的科研人员们，同傅岚一样经历了放弃与收获——放弃的是耀眼的个人机会，收获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我们这代航天人面临的外来诱惑比过去大得多。我们所学的专业如控制、机械等都是非常热门的，出去很容易找到比搞航天待遇好很多的工作。”４２岁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燕生说，“但面对诱惑，很多人不为所动，坚守在航天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为实现千年飞天梦，十年磨一剑。”

　　……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光荣过后是新的梦想。中国已经宣布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太空行走和航天器交会对接，进而建立太空站……对航天人来说，所有的新高度都意味着新的起点。

　　何止是中国航天人！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踏上伟大复兴之路的民族，每天，都会有新的高度，每天，都在实现着新的梦想——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托举光荣与梦想的伟力。

　　新华社记者贾永、曹智、白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