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巴金，如同一块无所不包、人人可挤的思想海绵，诸多人借巴金争相阐述“社会责任”、“文学良知”、“忏悔勇气”等概念；更有许多人在借着肯定巴金的机会，表达自己对“讲真
话”这一文学良心的忠诚追随，对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尽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所谓“盖棺论定”，对巴金这样的智者、勇者来说，我想，倘其在天有灵，他愿意听到的肯定是更为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谀词。当然，在以“逝者为大”、“为逝者讳”的社会传统中，这样的赞颂是符合常情的。但具体到巴金老人身上，却未免是对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觑。
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决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是赞颂。忏悔不只是为了告慰自己的心灵，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个社会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赞颂。对忏悔行为的过度赞颂，势必将忏悔轻佻化、戏剧化、庸俗化，冲淡忏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诚。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能等同于自身的忏悔。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李敖写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剩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的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剩从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历程看，这样做非但没有丝毫对巴老的不敬，甚至还是对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剩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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