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的实话实说

　　唐山。那个血色的凌晨，那个撼动了整个华北大地的十几秒，那个带走了24万余生命的震颤，铭刻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时隔29年，唐山籍作家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在几经波折后问世。唐山大地震得以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全貌。这迟到了29年的真话，说得不容易。

　　时隔29年，国家保密局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这一变化，预示着有关自然灾害的不容易的实话实说，已成为过去式。

　　一路追到湖南怀化，在宾馆守候了一个下午，入夜时分，我们见到了张庆洲，一位清瘦的文人，他从唐山来此参加一个会议。

　　灯光昏黄，张庆洲拿出了今年5月《报告文学》杂志的增刊，刊载的正是他的《唐山警世录》。调查历时两年，遍访几十位当事人，汇成了浸着血泪的20万字，随后其稿三易，封存五年，终于得以出版。

　　采访直奔主题。

　　张庆洲说：“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存在空白。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揭秘’，或‘责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一个神秘电话，让张庆洲心头一颤。

　　1996年，张庆洲出版了一部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

　　不久，他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在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就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一个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

　　张庆洲心头一颤，赶忙问：“你是谁？”

　　然而，无论怎样追问，致电者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并留下了杨友宸家的地址。

　　搁下电话，张庆洲再也无法平静……

　　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详尽记录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事，大地震的惨痛被世人所知晓。然而，对于地震前的预报情况，书中很少提及。对于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情况，学术界的争论始终不休。但无论如何，它是中国地震史上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它留下了一些中国地震工作者毕生的遗憾。

　　是否要碰触这个过于敏感的问题，张庆洲犹豫了。

　　然而，身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他永远无法忘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1976年，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抢救不当，大姐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这场塌天大祸中，多少民居被摧毁，多少生灵遭涂炭。这巨大的伤痛，永远地留在了张庆洲的心里，无法弥合。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面对历史，有人回避真相，企盼时间慢慢抚平一切。然而，更多的人会选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朋友提醒张庆洲，“虽然唐山大地震已经是历史，但写得再准确，再生动，再精彩，依然是一段历史。”一句话点醒了他：只要不找到出路，历史的悲剧就还有可能重演。这，正是历史对今天的责任，同时又是今天对历史的责任。

　　在反复的犹豫中，张庆洲逐渐坚定了信念。1998年，艰苦的调查开始了。

　　“我身体不好。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张庆洲摸到杨友宸家。一听到“唐山大地震”几个字，杨友宸的神情就变了。

　　“你是做什么的？”

　　“河北省作协的。”张庆洲拿出证件。

　　“想干什么？”

　　“了解唐山的地震监测情况。”

　　“是唐山人吗？”

　　“是。”

　　“好吧。”中国地震界都知道有一个“唐山杨”，是个敢说话的人。

　　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向他上报数据。虽然他没有被任命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但却是实际负责人。

　　在40多个监测点中，有各厂矿监测台站，还有学校监测台站。虽然是一支业余监测队伍，但监测人员大都是本科生，不仅懂业务，也很有责任心。从1975年年底开始，各个监测点纷纷监测到异常情况。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均老师……一些监测者根据自己的测量、计算，都发出了唐山即将有地震的预报。

　　1976年年初，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杨友宸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五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然而，眼看就要摸着大震了，组织上却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就在大地震预计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从1968年到1976年，千难万苦地，铺了那么大的一张监测网，不敢眨一下眼，夜以继日地工作，都是为了抓到这次强震。可是，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报出来。失去了24万人，惨哪１面对张庆洲，老人哭了。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了一颗，又滚落了一颗。

　　杨友宸的直白，将历史真相撕开了第一道口子。他的坦诚，也让张庆洲感到意外。

　　“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和你说吗？”老人缓缓地说：“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

　　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少为人知的“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县界冷口，在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1976年，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的是冉广歧。

　　20多年后，张庆洲到青龙县找冉广歧，听说他调到保定任市委副书记，现已离休，便追到保定。有朋友相劝，说老人不想提青龙的事。然而张庆洲不死心。老人发话：“我还是组织的人呢，你有组织的介绍信吗？”张庆洲只得跑到保定市委办公厅开了介绍信。

　　见了面后，两人又先来了一番天南海北的侃大山，迂回良久，才提起当年。

　　1976年7月，国家地震局的一行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坚持认为大震将近，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在全国地震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晚间座谈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了通报，从唐山火速赶回县里。7月24日，青龙县“一把手”冉广歧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向全县预告灾情。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青龙县的人几乎全被赶到室外生活。

　　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可人都好好的，万幸！无人伤亡的青龙一度成为唐山的后方医院，还派了救援队，拉着食品拉着水赶赴唐山。

　　地震后十几天，超负荷的忙碌之下，冉广歧终于病倒了，而果敢的决断和紧张应对的结果，是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

　　“您是有功之人，为什么不想提这事呢？”冉广歧回答：一是自己不想王婆卖瓜；二是大地震过了一些日子后，承德地委书记有话：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从此，这事就压下了。

　　20多年来，冉广歧从不跟人提起“青龙奇迹”。即便在1996年，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前来考察“青龙奇迹”时，冉广歧也是一样的轻描淡写。然而，20多年之后，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冉广歧不能沉默了。

　　当被追问“您作为一把手发布临震预报，到底有啥压力”时，他的回答发人深思：

　　“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１

　　多年之后，记录早已无处可寻。他不说，谁会知道？

　　1976年，刘占武的职务是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

　　大地震时，他的胳膊断了，胸椎第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瘫痪。“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后来来了医疗队，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撸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地震咋砸不死你／‘大夫，不要给他治／……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刘占武是第一位向张庆洲承认自己在预报中失误的地震工作者。采访中，他一口紧一口地吸烟。每提起一位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那一震，让他悔恨了20多年。

　　刘占武所在的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与杨友宸负责的唐山地震办公室平行的机构，前者是专业队伍，而后者是业余队伍。

　　在大震之前，除了由他负责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明显变化外，唐山地震办公室的同仁们也先后报上异常情况，并提出了大震的概念。刘占武坦然承认，山海关一中吕兴亚和乐亭红卫中学侯世均曾向他发出了地震警报。然而，对于这些预报，他却将信将疑，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极距太短。而自己的专业台站埋设在田野里的线路呈十字架形，各1000米的长极距，结果应该更可信。于是，在安排落实处理异常情况之后，他向上级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出了“还要继续观察”的汇报建议。

　　刘占武还在大口大口地吸烟，他是在恨自己，恨自己当时没有及时组织会商：“出现那么多临震异常的现象，我们竟然就这么让它过去了。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１

　　纠缠心底的痛苦持续了好多年。每当有人偶然提起了地震，他从不吱声。但是，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给在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行填一锹新土。

　　二十多年后，沉默一旦打破，在痛苦与忏悔中迸发出来，就必定是坦荡可贵、光明磊落的真实。

　　事实上，当时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成功预报几乎无人知晓，多年之后，记录也早已无处可寻。刘占武不说，谁会知道？但他仍旧忏悔。没有一丝一毫掩饰的忏悔令人由衷地钦佩，那需要何等的勇气？

　　有什么比敢于直面真相更值得崇敬？

　　一共采访了多少个人，张庆洲自己也说不出确切数字。

　　为了让曾经准确预报地震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接受采访，他在大雪纷飞的隆冬骑了40多分钟的摩托，三顾茅庐；为了说服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的梅世蓉接受采访，他从唐山往北京打长途电话，电话结束后，烟灰缸里竟多出了好几个烟头。

　　每一个人名背后都有一段艰难的调查历程。而每一段述说，无论是为难的，还是勇敢的，踌躇的，还是坚定的，毕竟都把实话讲了出来。比起那些冷漠以对24万具尸骨，仍然吞吞吐吐不愿说出真相的人，他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值得我们尊重。虽然披露真相如同残忍地揭开一道伤疤，然而，那也是诚实而真诚的。有什么比敢于直面历史更值得崇敬呢？

　　2000年，《唐山警世录》写作完成。一家出版社要出这本书。然而，进入印刷程序后，有人提出应该先送审，结果没有通过。一搁多时。

　　2004年，书稿再次送往国家地震局。很快，张庆洲收到了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用毛笔亲笔书写的回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宋瑞祥还欣然提笔，为从未谋面的作者写下了序言。

　　2005年5月，《唐山警世录》由《报告文学》杂志以增刊的形式发表。

　　那天，张庆洲打电话给杨友宸，报告这个好消息。然而，杨友宸的老伴说，老先生已在两年前病逝了。昏迷时，他一遍遍地念叨：“晓洲（张庆洲笔名）的书怎么还不出啊１深深的遗憾，已经无法追回。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也许，这只是社会信息管理规则上的一个细小变化，然而，它更是一个象征，喻示着国家的执政方式正朝着更加开放、进步、文明、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它更彰显着我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对公众的信任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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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 /吕林荫 本报记者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