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何处去

　　纪念巴金

　　秦晖《秦晖教授做客强国论坛谈巴金》:他们这一代人创作生命短暂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包括巴金本人)做过分析，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对巴金来说，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晚年何以又恢复了创作生命，我觉得这是他的过人之处。除了他幸运地活到了改革时代以外，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对历史既有深刻的反思，同时也有严以律己，慎于律人的风度。巴金的

反思不见得句句正确，但是:第一，他讲的是心里话；第二，他的反思既有高调的理想色彩，又坚持了低调的基本伦理。我认为，“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又何妨；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亦无害”。这不是产生深刻思想的充分条件，但可能是必要条件。

　　——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李方《巴金的最后贡献》:我似乎看到很多人因此又在重蹈文革后年代的典型思路:除了客观环境的恶劣和罪错，我本人无须对历史负任何责任——我是清白的！今天，他们借着悼念巴金呼唤讲真话，其本意无非是说外部环境如何不堪，使得讲真话如何之难。换句话说，是在借巴金之死，借巴金说过的名言，浇自己胸中块垒。

　　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学会、无法习惯坦然面对自己。因此，我们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环境里边。甚至，为此我们不惜要去硬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只为了能够回避那些真正的问题，一如巴金曾经面对的问题。

　　——摘自博客网思想评论

　　摩罗《孤独的巴金》:一个作家究竟是一个普通作家还是一个伟大作家，实际上在他下笔创作之前即成定数，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他的精神素质。没有起码的思维力和文学操作力成不了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天赋成不了优秀作家，没有大热情、大痛苦、大慈悲和高贵的道德追求则成不了伟大作家。在本世纪中国作家中，也许只有鲁迅和巴金这么两个人具备这样的精神素质。虽然他们未能写出本来可能写出的伟大作品，却因此留给我们更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启示。企图在文学上建功立业的人，应该首先在精神上成为鲁迅和巴金的传人。在文坛出现大面积精神死亡的今天，我更是情不自禁地频频将目光投向那位孤独的巴金。

　　——摘自天涯社区关天茶舍

　　wenjunq　《巴金之死与中国知识分子》:巴金老人去世了，新文化运动最后一朵名花凋谢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少年找不出他们文化崇拜的偶像，找不出能在思想上给他们启迪的篇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结果。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其实，该救救的哪里是孩子，恰是那些满足于沉沦的中国知识分子。靠这类知识分子去“救救孩子”，还不如让那孩子自己救自己，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救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摘自百灵社区

　　羽戈《巴金之死》:知识分子习惯了用观念战胜观念，却经常漠视观念的局限。将巴金定义为“中国文学的良心”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正视，良心的使命只能漂浮在精神的虚空而无法落实，更无法前进半步，中国文学的领地早为压制良心的棍子写作和架空良心的下半身写作所霸占。可以说，良心距离肉体有多远，它距离自己的本质就有多远。

　　——摘自天涯社区关天茶舍

　　黄振迪《我认识二十三岁的巴金先生》:认识巴金先生，是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到了上海。终于彻底脱离了他的那个家。在寒灯苦雨、简陋的阁楼上，写了三本书。其中的一本就是《家》。又过了五六十年，我又看到他的一篇文章。那是进口日本电影《望乡》的一次争论。禁演者的理由是，电影描写的是一个妓女的悲惨生活。他则在香港发表文章说，这简直是荒唐。他的理由可能谁也想不到:他说他小时候在成都，也到处是娼尞妓院的，也从来就没有受到腐蚀，仍然是洁身自好。他说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是这么人为地划定禁区呢？其言外之意，却是:就是现在有娼尞妓院，又能怎么的？看到他这篇文章，我笑骂:“这老东西！”

　　事实上，当他老得变成一具木偶般被人供起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我认识他时的二十三岁左右那样纯洁和敏感的少年。

　　——摘自世纪中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