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

　　10月11日上午，在合肥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郑教授指出，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农民不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以外的“另类”居民，他们也应该享受现代社会的保障。

　　郑教授说，“工业下乡、农民进城”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但下乡后的工业成了“草根工业”（乡镇企业），进城后的农民却还是“务工农民”（农民工），这说明我们大多数人心中存在“乡下人”预设。然而这种假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了。首先，现代制造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它本质上是城市产业，不能成为“草根工业”。其次，现代社会越来越不是乡村社区性质的，它是区域的、全国的甚至国际性的，因此，“农民工”称谓不是因为乡土文化，而是来自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改变这种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阶层结构。

　　郑教授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我们的农民研究和政策制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农民是现代职业中的一个类别。但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现代职业概念。从调查资料和全国统计资料看，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民是不能用“在农业中就职”来描述的。按照现代社会的职业标准，农业是不足以使农民以其为职业的。道理很简单，大部分种植品种所需的劳动力都不到每亩10个工作日，即使一个耕作者种植和管理10亩农作物，全年也只需要100个工作日，仅仅相当于打了半份工。如果农业不构成农民的一个完整职业，那么该如何描述当前农民的职业状况呢？郑教授说，我们可以尝试这样的思路，假设农民从事了一个复杂的职业，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是农业，一部分是家庭经营，一部分是非农就业，还有一部分则属于无业。

　　郑杭生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期，转型期的政策公平应该体现在“一视同仁”上。从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看，逻辑是混乱的。在经营政策上，对农民几乎是放任自流的，而对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国营企业、有限公司的政策约束则越来越强；在就业政策上，对农民几乎仅仅停留在“是否限制”的层面上，而对城镇居民、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则扶助程度越来越高；在福利政策上，农民靠土地的耕作权解决，城镇就业者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享受国家统筹福利的水平则依次提高。

　　“‘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也不是‘农民们’造成的，它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因此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家手段。但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树立这样的观念，农民问题经常被作为‘特殊人群’问题来对待，或者被归结为‘落后生产方式’，或者被归结为‘愚贫弱私’，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郑教授动情地说。因此，有助于改善农民社会环境的政策措施，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它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规范非农经营。无论从事什么样的经营，都应该纳入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不允许（至少不提倡）经营者逃避社会责任；无差别就业政策。在就业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完全由市场去配置劳动力资源。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尽快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和引导农民就业是非常必要的；保障口径的统一。农民不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以外的“另类”居民，他们也应该享受现代社会的保障。我们正在分别建立城市与农村两个保障体系，城市具有较高的保障水平，农村则维持较低的保障水平。国家的公民保障政策应该具有相同保障口径，并且全部纳入国家统筹管理。

　　“乡村问题应该在城市中解决。”郑杭生强调说。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问题也应该到城市来解决。事实上，过去的20年农村问题之所以不断得到缓解，正是因为两个趋势在综合起作用：一方面，城市经济大幅度发展，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农村居民已经转移到城市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城市辐射能力大幅度增加，相当多的乡村地区（城市周边地区）已经在城市的带动下发展了自身的经济。

　　郑教授最后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矗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本报记者陈爱武冯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