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帮传奇之二 江继民：我的红帮生涯

　　江继民，这位一辈子不知道见过、做过多少锦衣轻裘的老红帮，如今穿着一件15元的衬衫，俯在宽大的工作台后面整理手稿。那是一本教授如何更方便裁衣的服装教科书，江继民说，这也许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和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总要有歇下来的时候。”他摘下老花眼镜，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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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继民的背有点驼了，使这位本来就单薄的老人看上去更为矮小。这是50多年的裁缝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

　　从一张1948年王开照相馆拍摄的合影中可以发现，刚到上海的江继民穿得比同门师兄都要洋气，当别人觉得有件干净的小褂就不错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套衬衣西裤了。“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他指着照片说：“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学技术呢，说明我的手还是很巧的。”

　　儿童时代的江继民和其他男孩子大不一样，他对母亲的针线很感兴趣，每逢母亲要做件衣服，他就会安安静静一直看下去，然后就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东西也像模像样。

　　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江继民的舅舅下了决心，要带13岁的他到上海学生意。母亲自然是割舍不下，但是家里已经没有钱再供他上学了。“我带你去上海学做衣服好不好？”舅舅告诉他，一套衣服值1两黄金呢！“好！”江继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尽管他并不清楚1两黄金究竟是多大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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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上海培罗西服店昏暗的作坊里，江继民要把头高高抬起才能看得见老板。“个子那么小，连桌板都碰不到，学什么裁缝。”老板瞥了他一眼，准备回绝。

　　陪同他来的外婆使劲说好话：“继民个子确实小，不过脑子满活络的。”好说歹说，老板终于答应留下他，不过学徒期要延长一年，四年才能满师。

　　说这话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江继民，两年就学会了西装的全套工艺，成为了培罗西服店最年轻的师傅。

　　虽说学徒期的头四个月是学习手工缝纫的基本功，但是大部分时间，江继民是在生煤炉、端尿壶中度过的，有时甚至还要帮老板娘带孩子。每天一大早，当睡眼矇眬的江继民拎着煤炉往外走时，心中就开始默背起裁衣的算法，不管在干什么，他的眼睛和心总是盯着师傅手里的一举一动。

　　江继民的运气不算坏，半年后，店里又来了个小学徒，他终于可以放下杂活，正儿八经地学艺了。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江继民来说，完成师傅交给他的小作业不成问题，他开始考虑的是如何做得和师傅一样好。

　　到了这个关卡，师傅就不太愿意教了。一次，江继民觉得自己上的西装口袋总是有点别扭，他跑去请教师傅，也没得到明确的指点。晚上江继民翻来覆去睡不着，偷偷起来，拆了师傅上的口袋，反复研究，最后又依样缝好。老师傅的眼睛很毒辣，第二天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小学徒动过了他的东西，顺手抄起一把尺子就向江继民抽去，江继民的手被打得又红又肿。

　　这件事他回忆起来，没有丝毫委屈，因为技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偷”来的。

　　江继民一年后，学会做男西裤、马甲，第二年，能独立做上衣，第三年学会做大衣。

　　他做的西装，已经值1两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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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的红帮裁缝一样，知道自己的手艺值钱后，就愈加看重自己手里的活计、愈加珍惜自己名声。对于自己的立业之本，江继民不敢有丝毫懈怠。做了师傅的江继民，曾经在有一年年三十晚上为了一只袖子返工七次，直到他自己认为满意为止。

　　没有人告诉他为特殊体形的人做衣服应该有哪些讲究，他就跑到浴室里看，有一次看得入神，头上还打着肥皂的江继民竟然随着那位先生走到了更衣室。浴室中的伙计拦住了他，说你老盯着一个残疾人看干什么。

　　被误会的江继民把事情一说，伙计乐了，转告了那位先生，那个人还真愁在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后来就去培罗服装店找江继民，一来二去，还成了他们的忠实客户。“当时要在上海滩立足，只能是靠手里的剪刀说话，”江继民说：“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师傅们只能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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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继民有一子一女，女儿继承了父业，现在是服装学校的老师，“她理论说说还行，实际技术就差一点了，”他说，那个时候练基本功，要在热水里捞针、牛皮上穿线：“这点本领，现在也找不出来了吧。”

　　江继民从浙江省纺织学校退休后，一直在做红帮技术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尽管已经好久不做衣服了，但他的案头仍放着一把黑铁大剪刀，“这是我满师后的礼物，跟我已经有50多年了，比后来新款的剪刀都要好用，”江继民说，宁波服装博物馆成立时曾想收藏此物，他说先等等，让他再看两年。“等我去了之后再给他们，”这位老人说：“反正也没有人要了。”(记者卢哲恒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