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路——江城社区建设回眸

　　湖北日报记者江萌 张勇军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社区就是它的细胞。社区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健康。

　　金秋十月，国内关注社区建设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将目光定格武汉，研讨这座

城市的一大创举———“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

　　武汉吸引高层的目光，并非偶然。回眸近20年社区发展，武汉的创新之举让全国三度聚焦于此。

　　1986年：全国社区服务的发源地

　　让我们将镜头回放到近20年前：家庭开始越来越小，而老人越来越多。据武汉市民政局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老年人口已占全市人口的10%，武汉进入老年型社会。

　　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称，城里人老了行动不便，残疾人无法自理，上班族工作忙了无暇照顾子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尚无完善的解决途径。

　　对于当时的民政部门而言，主要是局限于单一的救济型工作，不能提供综合性社会服务，况且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无法拿出大量资金来提供服务。

　　武汉在思考：市民急需的社会服务，究竟该怎么解决？江城人想出点子：突破民政一家办社会福利模式，通过街办企业筹集主要经费，依托居委会，以适当收费方式提供社会服务。

　　1986年，江岸区大智街和江汉区民族街率先举起社区服务大旗，建立起以“老年人、烈军属、伤残儿童”为重点的便民服务网络。江汉区还在全区所有街道都办起了社会福利院，入住率居高不下。

　　此举引起民政部的高度关注。民政部于1987年在汉首次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现场会，向全国推介“武汉经验”。中国社区服务的序幕，就此从武汉拉开。

　　事后有人评价：武汉作为全国倡导社区服务的发源地，已载入史册。

　　2000年：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发源地的称呼，让武汉的民政工作享受了十几年荣誉。但进入世纪之交，武汉人却发现这一荣誉在慢慢褪色。

　　原有的社区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50%以上的经费来自街道所办企业的管理费提成。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许多街道企业自身难保，经费来源因此断流。

　　此外，有社区服务，却无社区划分。居民自治的居委会成了政府“跑腿的”，上级要求什么，居委会就要忙活什么。职能的错位、年龄的老化、文化的落伍，使居委会面对社会事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

　　对旧有的居委会模式进行改革，刻不容缓！2000年，武汉正式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当年，按每1000至3000户设立一个社区的标准，全市原有的1936个居委会，合并成1029个社区居委会。经调整，社区居委会群干数量下降57%，平均年龄下降13岁，原来六成以上为初中文化水平，变成97%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此次改革，武汉市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江汉区的经验被称为“江汉模式”，吸收到中办、国办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全国人大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时，“社区居委会”这一称呼，采用的也是武汉的提法。

　　随着社区一词流行，有人议论，合并居委会改名叫社区，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

　　武汉市政府认为，不理顺关系转换职能，新社区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政府要还原社区民主自治管理的本色，变“我布置你来做”为协商、配合，甚至还要下放权力和经费。

　　此前，社区环卫由街道环卫所负责，居委会只能协助向居民催讨卫生费，对卫生状况没有发言权。改革后，环卫管理部门将经费拨到社区，由其自行聘请社会化的环卫服务，好坏与否居民直接监督，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权交了，费拨了，政府是不是可以撒手不管了呢？武汉给的答案是：政府工作不是就此完结，而是重心下移，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公安、计生等部门将办公室“搬”到社区，工作好坏，让社区群众评议定夺。

　　社区居委会不再与政府签责任状，而是对社区居民负责。社区事务居民说了算，社区民主自治名至实归。

　　这场体制变革，再次引起中央关注。2001年，在民政部的组织下，全国100多个城市的1500多民政官员前来培训取经。时隔一年，武汉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社区建设示范城市。社区管理回归本位，让武汉再次站在社区建设的潮头。

　　2005年：“883行动计划”构建和谐社会基石

　　武汉社区建设在全国叫响，百步亭、常青花园一批典型先后涌现。高楼大厦光鲜的同时，许多社区却是脏乱不堪，下岗职工生活艰辛。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市中心扬子社区墙面四处斑驳，污水在明沟里排放，一到雨天臭水四溢，居民叫苦不迭。

　　下岗女工刘秀娴“斗胆”给市长李宪生写了一封信：“武汉越建越美，高楼大厦矗立，霓虹灯绚丽多彩，但这一切不属于平民，我充满哀怨的泪眼无心观赏……”这封信让市领导深感震动：社会和谐要兼顾公平，经济发展成果要惠及城市平民。

　　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启动社区建设新方案：用3年时间，在中心城区883个社区实施“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在改造社区环境的同时，推行“就业和社会保障到社区、城市管理到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社区、社会服务到社区”。

　　三年过去了，社区变化如何？走进昔日的脏乱社区，路灯亮了，管道通了，治安好了。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违章房变成了绿化坛。

　　今年9月，从扬子社区搬出去的老婆婆王士桢回来看望旧居。曾经粪水漫溢的明沟盖上了盖子，随处可见的违法建设消失殆尽，安保队员24小时巡逻……王婆婆当即决定重新回到这里居住。

　　下岗了，到社区劳动保障站登记，家门口就能找到岗位；生活困难，可以到社区申请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据统计，近4年来，武汉市财政支出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增长了15倍。今年初连基本医疗也步入社区，贫困人群在社区医疗中心可减免部分诊疗费。

　　为搭建政府与居民的沟通桥梁，《楚天金报》与武汉市城区联手，开展“社区对话”，释疑解难。

　　社区的变化得到居民广泛赞誉，许多棘手矛盾得以化解。2003年，武汉取缔困扰城市管理10多年的“麻木”，社区群干不分昼夜深入家庭，为3万多名“麻木”司机办理低保、登记就业。一个月内，37000辆“麻木”平稳退市。

　　武汉市透露，3年来“883计划”总投资12.67亿元。今年9月底，最后一批中心城区社区达标。

　　目前，武汉正在探寻建立社区建设长效机制。同时，启动“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将社区建设延伸到远城区的农村，打造城乡一体、和谐美好的江城新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