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组工干部的平凡人生—追记广灵县委组织部原科长梁树江

　　新华网太原10月26日电(记者熊争艳谭博文)如果不是因病殉职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他可能要默默无闻地在组工岗位上干一辈子，他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生活在那个晋东北小县以外的人知道。

　　他就是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老树”、年仅40岁就走完人生历程的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委组织部原科长梁树江。

　　“组织部里用稿纸最多的人”

　　梁树江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广灵一所中学任教4年。期间，他到雁北教育学院深造。进修归来后，梁树江调到城关镇负责文秘写作和宣传工作。1998年，梁树江被正式调到了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组织科的主要职责是撰写党建材料、指导基层组织建设、考察和发展基层党员等，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工作，梁树江却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其中。

　　“他是组织部里用稿纸最多的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梁永正这样回忆梁树江。梁树江的办公桌有一座座书报垒起的小山，一头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类党建杂志，另一头是他撰写的文件、会议材料。他常对年轻同志说：“搞文字，一定要加强资料的积累、占有和利用，写出材料才能有新东西，才能成为拥有米面的巧妇。”正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学习，勤奋敬业，使得他成为了组织部的“政策通”和“笔杆子”。

　　“问起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他总能不翻资料，脱口而出。”县委组织部部长郑建平回忆梁树江说。在组织部工作的7年时间里，梁树江的足迹踏遍了全县414个党支部。离县城近的支部，他骑着自行车就去了。而远一些的支部，他就搭车去，从没有让基层支部派车接过他。下乡时基层支部要留他吃顿工作餐，他却坚决拒绝，自己掏钱在食堂吃饭。

　　“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组织部科员王武明这样回忆梁树江。梁树江是组织部公认写材料最多的人，但却很少在材料上看到他的名字。一些年轻同志写的稿子不成型，经过梁树江的修改润色，往往成为一篇佳作，而他却从没在这些稿子上署名。组织部每年推荐评选优秀组工干部时，他往往把名额让给其他同志。他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是大同市优秀组工干部，据说还是组织部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的。

　　梁树江是个党建工作的多面手，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擅长设计党建展板。组织科办公室的墙壁上至今还挂着一块他设计的图文并茂的展板。他下乡时不仅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看到一些破旧不堪的党员活动室，也总忍不住要提出一些既经济又美观的解决办法。

　　在同事们看来，梁树江的最大缺点就是“倔”。写文章时，他经常因一个字和人争论；推荐先进、发展党员时，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

　　没有“正房”的家

　　梁树江虽然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对他人却很宽容。1995年，他3岁的女儿梁泽被一个酒后骑摩托车的人撞伤。当时，围观者都纷纷要肇事者赔偿医疗费，梁树江却摆摆手说：“大家都很困难，我自己掏这个钱。”

　　妻子白凤萍回忆起此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时我还是民办教师，全家月收入只有不到200元。”女儿在医院治疗20多天，花去医疗费上万元。

　　正是梁树江对他人的宽容，使得自己背上了更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家里的那块宅基地已批下来10多年，但由于没有钱，直到2001年才盖起了南房，本该盖“正房”的那块地上已长满了杂草和野花。当地人说，所谓南房，夏天就是厨房，冬天因为奇冷无比，只能当杂物间用。但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梁树江一家三口住了4年。

　　梁树江家中的家具大都是东拼西凑来的：摆放着锅碗瓢盆的柜子已“年过半百”，是县委组织部报废的文件柜。像样的电器就是同事赠送的一台“牡丹”牌19英寸老式木壳彩电。唯一一件自己购置的家具是一张漆皮斑驳的桌子——全家人在那里吃饭，女儿在那里做作业，电视机在那里摆放。

　　由于妻子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山区小学教书，所以梁树江还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每天接送妻子、给孩子做饭、辅导孩子学习等，但是他从没有因为家庭的事情耽误工作。

　　白凤萍说，多少个夜晚，梁树江都是靠着火炉，坐在小板凳上，把家中的椅子当桌子，一写材料就到夜里两三点钟。

　　13岁的女儿梁泽说：“爸爸很爱我，很顾家，但是他更爱工作。”

　　生前唯一要求：把字典和县志留给女儿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清贫的生活使梁树江过早地被病魔缠身，原本结实的身体日渐瘦削，体重从140多斤减到110多斤。去年春，他被医院诊断为糖尿病，但是他依然早出晚归，坚持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从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

　　在全党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初期，正是梁树江与病魔顽强斗争的时期。作为县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资料组组长，他经常强忍病痛，疾笔如飞地起草材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甚至常在办公室过夜。

　　今年4月9日晚，他被医院确诊为胰腺癌。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只能以星期计算了。

　　“在他得病卧床的两个多月里，他从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组织部领导说。当梁树江知道自己病重难以继续工作后，他多次向组织提出进行工作交接，怕因为住院而耽误了部门的工作。他说：“文件柜和抽屉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单位的，我个人什么也没有，那本字典和县志请留给我的女儿。”这是他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

　　在梁树江最后的日子里，他瘦到了70多斤，一天连打数针止疼针都无法忍受住疼痛的情况下，他却仍能平心静气地阅读各类书籍，仍然挂念着县里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进展。

　　6月13日，梁树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告别他的日子里，200余人自发赶来为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