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误读 改善关系

　　-撰文/秦轩

　　承认对日本存在误读误解，进而减少这种误度带来的冲突对抗，不涉两国之间的是非之论，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 必须超越口舌之争的迫切要求。

　　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再次

　　选择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北京又传民众会在日本大使馆前有新的抗议活动。但是时值周一工作日，日本大使馆外并无 抗议人群。

　　9月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海问题谈判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担心东海问题会引起新一轮反日情绪。

　　与以往历史遗留问题和教科书等问题不同，此次东海边界谈判是中日在实质性问题的交涉。由于该问题涉及两国的实 质性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和

　　难以超越的口舌之争

　　对今天中日两国关系陷入难解的僵局，有种解决药方是增进两国的互相了解认知，减少误读误判和敌对猜疑。

　　误读误解本质上是由深层的历史认知、解读和历史信息的梳理而影响的。当下的信息和人员交流，只是非常浅表的层 次，远未涉及深层的问题。

　　从最近中韩对日本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批判到日本开始反过来调查中国教科书的“仇日教育”问题，充分地反映了这 一问题的深刻复杂性。

　　最典型的代表是今年6月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发行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此书日、韩两国的编写者都属马克思主 义学者和左翼记者。

　　此书最终以日本侵略为连接三国纽带，但把东亚三国近代史上非战争的其他互动联系纽带完全斩断。对东亚三国现代 进程来说，这种文化、思想交流影响的常态软联系，其重要性甚至要大于战争的联系。

　　正是因此，在谈及中日之间的误读误解时，很容易在强调谁比谁有更多误解和原因责任何在的问题上，最后又变成一 种政治是非之争。以致有极端观点认为：日本人努力研究中国，是一种阴谋野心的表现。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

　　中日研究了解的不对称

　　中日之间相互了解程度，最具代表性的标尺，当是学术界对对方研究水平的对比。只要认真审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 尴尬事实：虽然作为落后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差了不止 一个层次。

　　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 日本》，可惜的是，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 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

　　而日本当年对中国的研究水平，也许会令今天中国的国情专家汗颜。比如，今天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传统乡村社 会，依然离不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当年在中国北方农村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这几乎是全世界汉学家研究这一课题时最权威 的基础。甚至到今天，中国人仍未能拿出学术上可与之相比的社会调查。

　　民间的互相认识了解水平恰是学术界的翻版。在日本各地书店，但凡中国今天一切社会热点问题，几乎都可找到相关 书籍，而实际生活中，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关心浩大政治，日本国民不具备中国人这种人人皆能纵论当前国际局势的热情。

　　但中国书店里，与日本有关的介绍，显示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似乎依然停留在60年前，对眼前的日本到底怎样却视 而不见。

　　学术水平的落差，的确与两国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学术落差，恐非短时间能拉近，这既有外部性 因素，又有内部自身的传统积累和力量投入等综合因素。但一个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社会的普遍误读反而成为影响学术界不 可忽视的因素，即所谓的“习非成是”，因为介绍今天真正的日本本非高难要求，但“非”却对“是”构成了“政治正确”的 外在约束。

　　误读的根本：仇日民族主义

　　后发的非西方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

　　在这样的国家，近代历史总是带强烈民族主义的叙事色彩，甚至是历史变革演进中政权更迭合法性的解释源泉，即谁 能带领民族摆脱生存危机，解决民族独立，实现社会现代化，谁就是历史天命之所在。

　　这种历史叙事中的民族主义，会导致在民族早已摆脱生存危机后，民族主义依然长期潜伏渗透到每个国民的血液当中 。

　　至于日本成为今天中国民族主义者最仇恨的对象，是因为历史前仇和现实争端有取用不竭的仇恨素材。而日本国民也 符合仇恨对象的一切要求，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国家就成了仇恨想象当中最邪恶的异邦。

　　这种对日本民族性格仇恨想象的概括，是对局部的变形、放大，当然是不准确的，但是一旦固化，其他高度共性的特 征就很容易被忽略掉。譬如许多中国人牢牢记得《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尤其是日本人的只有“耻感文化”而 无“罪感文化”的判断。但事实上，这类描述，却是西方文化中心视角下东亚民族的共性。

　　正是这种坚牢的民族定性认识，成为妨碍中国人对日本了解、认识的最大障碍。甚至因为历史背景不同，戴季陶若生 在今日，《日本论》不但不会获得当时广泛的赞誉，很可能只会使其人成为过街老鼠。

　　民族主义热情并不会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中日两国国民交流的增加而缓解。一个明证是，反日群体从80年代北京 部分高校的学生扩编到了每个有电脑村镇的年轻人。

　　只有对各种旗号和包装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进行理性批判，才可制造出有真正理性开放的环境。

　　对民族主义的理性批判

　　民族主义在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今天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并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借助 强烈的民族主义危亡意识来推动社会进步。

　　今天为民族主义辩护的人，往往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把民族主义说成是维系国家认同的朴素感情。但在 今天的现代社会，国民对民族国家认同并非一组法律意义上的主权抽象，更重要的是民族共同体中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社会 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总和。

　　强烈内聚型感情的民族主义，其表达往往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和集体性的。在现代社会，它其实是一种开放社 会价值多元所保留的历史副产品，是一条丧失作用的阑尾。

　　就中国国情论，中国巨大的幅员，在和平崛起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中小国家远远无法比较的。中国的崛起过程将 遭遇、伴随更多的疑惧以及或明或暗的遏制——这倒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文明的民族利益冲突。

　　但恰恰是这点，就更需要为民族意识中注入更多现实理性的智慧、开放的胸襟意识。避免树立过多紧张的关系，尤其 是与日本这样的邻居，是保障民族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

　　作为社会发展领先中国一步的日本，除了传统的文化、民族心理上存在巨大共性之外，人均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等都 与今天的中国有高度的相似性，日本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天然是最适合今天中国国情的范本。

　　这本身也该是驱动中国去加强对日本研究了解的一个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