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前苏联驻华使节回忆1949年的北京

　　东交民巷空荡荡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苏联外交部已预见到作战行动将向华北转移。临近1949年，国民党特工在北平到处张贴反共反苏标语和漫画。我作为总领事不得不两次造访警备司令部，就敌视苏联的挑衅行为提出坚决抗议。几天后，邓宝珊司令部发来正式通知，说今后将不允许以标语和漫画形式进行反苏宣传。

　　解放军占领天津后，傅作义将军加紧了同解放军司令部的私下谈判。这时北平开展了

要求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和和平交出城市的运动，以避免这个历史文化中心遭到破坏和无意义的牺牲。我携夫人应邀参加了当地佛教团体组织的宗教祈祷活动，呼吁和平解除封锁。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也在居民当中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得到了各个阶层的积极回应。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我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也携妻带子走到总领馆区敞开的大门处。约中午时分，人民解放军队伍由南向北通过广阔的前门大街，然后向东沿原使馆区主要街道东交民巷行进，那里有美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领事馆，以及苏联的总领馆；与其相毗邻的还有英国的总领馆区。与其他有激动人群的街道不同，东交民巷是空荡荡的。西方领事馆工作人员都被反共宣传吓坏了，他们紧锁进入领事馆的大门，并从里面筑垒自卫，有的用卡车，有的用沙袋和木箱。

　　袭击使领馆的阴谋那天，我们刚回到总领馆，电话铃就响了，有人用标准的俄语但带有典型的中国口音找我：“齐赫文同志吗？您知道谁在同您通话吗？”

　　记忆迅速给我提示了在电话另一端讲话人的姓名———叶剑英！果然是他。

　　没过半个小时，叶剑英将军未带警卫坐小轿车来到总领馆。我同叶剑英还是1946年初在北平会见时认识的，当时他在由国共两党代表和美国代表组成的所谓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刚刚被指派担任北平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叶剑英带来了他的小女儿小妞妞。我们工作人员的夫人照顾她，而我们单独走开进行友好的交谈。

　　我们互致问候后，叶剑英告诉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通过自己的侦察机构得到确切消息：

　　叶剑英继续说：“我们一知道这个情况，就让一个特务团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一旦需要就派这个团来搭救你们。同时地下党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斯大林要我们停止工作在政权更替之后，我们接到莫斯科指示，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这个指示是由斯大林本人签发的。斯大林非常担心美英可能站在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内战进程进行干预，担心它们会利用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作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借口。

　　当我作为苏联驻北平总领事，收到寄给我的请柬，邀请我出席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隆重仪式时，我考虑到上述指示，遂询问莫斯科，我该怎么办。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回答说，我可以出席这个仪式，“但不要站到前面”。于是我尽力设法坚持这一条，我对负责安排天安门观礼台上来宾的礼宾司司长说，我站在第二排更合适，不站在第一排。

　　1949年春，苏联交通部长科瓦廖夫从哈尔滨来到北平，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北方铁路恢复工作的物资技术保障问题。6月17日早晨，科瓦廖夫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毛泽东邀请我们到他郊外的住所共进午餐。

　　午餐结束时，科瓦廖夫、师哲和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方参加者，都走到桌子另一端，摊开地图和文件，开始研究问题。我和毛泽东坐着未动，我决定利用这少有的机会，弄清楚我早就感兴趣的问题。我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和他的哲学观点以及19世纪末中国改良派的活动。得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后，看到桌子另一端还在进行很认真的讨论，我又问毛泽东，在全国夺得政权后，中共打算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毛泽东解释说，在中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不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余人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中共的盟友，而不是敌人，所以不应排斥它。

　　这次难忘的会见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提到许多在我们的交谈中涉及到的人物和情节。

　　罗申再次担任大使在1949年10月1日，观礼时，刚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的助手韩叙走到我身边，转告了周的请求：在未收到紧急信函之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出席政府招待会。确实，我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韩叙就来到了总领馆，把正式信函交给了我。下面是我收到的信函的内容：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我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我接到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让我征询中方是否同意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为此，我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是在中南海政府办公区他的办公室里。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他回来了，通知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他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罗申是一位精力充沛、善于交际的军事侦察员，1943至1945年曾任苏联驻重庆武官。当年周恩来在这座城市领导中共办事处工作，他对罗申很熟悉。罗申是在1948年中国内战最炽烈的时候出任苏联驻南京政府大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驻莫斯科。

　　1950年夏，我携家眷返回了莫斯科，但是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关、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终生难忘。

　　文/[俄]齐赫文斯基马贵凡等译摘《回到天安门》王骏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