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忆往事

　　差点进不了清华在我下决心转学清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几乎使我耽误了考试。

　　这是一件怎么样意外的事情呢？

　　清华在上海招收学生的考场设在当时的大夏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

我从南市我家出发，换一次车之 后，再搭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车到梵王渡(现改为“万航渡”)终点站下车，然后步行不多远到考场。这次考试要用两天的时 间，第一天我就是这样去的。

　　第二天早上，我也这样去考场，到梵王渡站时，有一辆黄包车正停在站上，车夫不在。见到汽车来了，车夫赶快跑回 车站，去把黄包车拉走。可是黄包车停在车站这件事，已经激怒了与我同坐在一辆车中的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员，那是一个高鼻 子的白人，我想他应该是一个英国人。他下车去追黄包车夫。黄包车夫拉着黄包车的速度，当然没有那个英国人空身跑得快。 只几步，英国人就赶上了黄包车夫，他抓住黄包车的车篷，一使劲把车弄倒，举起手杖去打那黄包车夫。那手杖很细，我估计 里面有钢筋。这么一打，鲜血马上从车夫的头上流下来。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一下子气炸了。

　　梵王渡停靠公共汽车的那条马路是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侵略华界的一种手段，把属于原来 租界的马路延长，在华界土地上强行修筑马路。修成之后就把这条马路算做他们的租界。上海的老百姓以及报界坚决反对，可 是

　　当这个外国人打那个车夫时，许多黄包车停在大路旁的弄堂里。我就跑到那群车夫那里，鼓动他们惩罚这个外国人。 他们本来就很愤怒，经我一鼓动，大伙儿就行动起来了。黄包车夫们先把车拉到完全属于华界的弄堂里(这是他们的一种自我 保护措施，因为到了华界，英国人就不好去了)，然后，有的拿起木制的坐垫，有的捡起砖块，向公共汽车站跑去。那个洋人 一看不妙，就躲到车上，把门关起来。车夫们就把车子上门窗的玻璃砸碎了，想把这个外国人拉出来。事情闹大了，华界的警 察开了一辆警车来，把那个挨打的黄包车夫和那个打人的洋人都拉走了。

　　警车开走了，打架的现场平静下来了，我这才想起今天还有转学清华的考试，就急急忙忙向考场跑去。当我跑到考场 时，监考人正准备把我的考卷收走。真悬啊！如果我晚来一两分钟，误了这场考试，也就不能接受吴有训老师的口试，这次转 学就会成为泡影了。

　　钱三强的纪念册1937年2月，我在广州收到了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李昌的来信，他要我辞去岭南大学教师的工作， 尽快回到北平，到民先总队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我将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 者。我没有犹豫，立即回到了北平。因为我的家人一直是主要靠我的工资生活，现在一下子辞去了工作，无法再贴补家用，总 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才行。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这借口自己送到我跟前来了。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 约里奥·居里准备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我跟家里人说当一个助教没有出息，我要报考研究生，去北平应试。

　　有了这个借口，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没有怀疑，可是这件事也总要找到一个台阶下来才行。这个台阶也是自己 送到我的跟前的。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 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我想自己在系里的学业成绩，同钱三强互有短长。我见长的是数学 和理论分析，钱三强见长的是动手做实验。可是考试不靠动手的本事，我会占便宜。总之我还是有

　　不久考试成绩揭晓，三强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他当约里奥的学生比我合适。他在中学又学过法文，我想他一定会 学得很好。在出国前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要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 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事情果真这样：三强在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在清华授课。没有多久北平就解放了，他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64年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到中国来，参加我国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有一天会议休息，我们和坂田教授一起在 颐和园的船上聊天，三强对坂田讲了我在他纪念册上留言的故事，引起坂田很大的兴趣。回日本后，坂田写了一本小册子《中 国科学界的新风貌》，转述了三强讲的这个故事，说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那年我就想看看三强那本纪念册，几次 到三强家里都忘了提这件事，后来又想起这件事，打电话给三强，他让人转告我，这本纪念册在“文革”中非常遗憾地被销毁 了。(上)

　　文/于光远摘《于光远自述》王骏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