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叶剑英对荣毅仁的信任和厚爱

　　在1993年3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百万富翁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个曾为民族资本家的人，居然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拥有11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副主席，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又确是事实，简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荣毅仁的高度信任和厚爱，被称为“半个世纪的深情”。在这崇高的深情中，有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元帅的一部分。

　　“荣家不是一般的资本家，有其独特之处”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知名的爱国人士，江苏无锡市人。他与兄长荣宗敬1892年开设上海广生钱庄，这是荣氏兄弟事业的开端。6年后投资工业，至30年代发展为拥有包括茂新、福新系统等12间面粉厂和申新系统的10间纺织厂，及开源机器厂等大产业，在旧中国开拓了民族工业的天地。上海沦陷后，荣氏企业大部分被日军破坏和强占，荣宗敬气得老病复发，1938年病逝于香港。荣德生继兄主持荣氏企业。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处于被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摧残的境地。1946年，71岁的荣德生遭匪徒绑架，被困在匪巢34天，勒索赎金50万美元。上海解放前夕，不少资本家都跑到国外，但荣德生坚决不走。上海解放后，荣德生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公署副主任，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委员，1952年病逝。逝世前，他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遗嘱。在遗嘱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和共产党的依恋和热爱，并谆谆嘱咐儿辈要为祖国效力。

　　叶剑英对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氏企业一直有较高的评价。1964年，中央军委在无锡市太湖饭店开会，叶剑英下榻锦园宾馆。锦园原是荣毅仁伯父荣宗敬在60寿辰时兴建的

　　叶剑英在锦园散步时，无锡市委秘书长给叶剑英介绍说：“你们现在开会的太湖饭店，就是当年荣家开办的纺织学院。叶剑英听了，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看，荣家就跟别人不一样，一般的资本家办纺织工业，不会自己办学校，荣家不但办企业，还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纺织专家和有用人才，这样的企业才能发展提高。荣家不是一般的资本家，有其独特之处。”

　　“马荣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有什么不好的”

　　荣毅仁早年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不久，荣毅仁一家首当其冲成了“专政”对象。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上，邓颖超悄悄带给他周总理的嘱咐：“要经得住考验。”荣毅仁对邓颖超说：“请你报告总理：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1973年荣毅仁被恢复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叶剑英看重荣毅仁这位荣氏企业的后代，看重他的爱国热忱，看重他的才干和人品。“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抄没家产，扫地出门，他也没有丧失对共产党的信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趋炎附势，对张春桥这些“上海帮”躲得远远的。对于这些，叶剑英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很敬仰叶剑英，他每次来北京总要去看望叶剑英。马万祺的第二个儿子马有恒当年在广州上中学和大学。“四人帮”猖獗时，叶剑英住在广州，万有恒常去叶伯伯住处。叶剑英对马有恒视同自己的子侄，很是疼爱。1973年，马有恒已经29岁了，马万祺及其夫人早就盼望有恒恋爱成亲、成家立业。澳门不少亲友都关心他的婚事，北京不少父辈的老同志也关心他的婚事。叶剑英和马万祺的老朋友柯麟更为关心，叫他的孩子柯小麟向荣毅仁最小的千金荣智婉征求意见，有意撮合马有恒与荣智婉的婚事。荣毅仁听说马万祺的二公子人品很好，又有事业心，也颇为满意。但那时他刚“解放”不久，对与海外通婚很有顾虑，而女儿嫁出境的问题也值得考虑。柯小麟对他说：“荣叔叔，你在海外亲属本来已不少了，还担心什么呢？至于智婉出境的事，我想廖公(即廖承志)、叶帅，甚至周总理也会帮忙的。”荣毅仁深思良久，表示同意让智婉与有恒先见见面，看他们二人的意见如何。在柯小麟的安排下，智婉和有恒见了面，虽然说话不久，心里已互相倾慕。柯小麟为智婉和有恒撮合后，分别向叶剑英和廖承志反映，他们都表示十分赞同。

　　马万祺及其夫人于1973年7月到达北京后，首先去拜访叶剑英，叶剑英亲切而风趣地对马万祺说：“马先生该在北京摆喜酒了。我看二马和荣毅仁的千金是天生的一对呢。”马万祺说：“我先感谢叶帅您对这件事的关心，我希望请您做主婚人呢。”双方家长经过一番交谈，他们都深望联手玉成这段姻缘。但他们都认为圆成这宗婚事必须排除有可能遭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廖承志知道荣、马二位的忧虑后，向叶剑英反映。叶剑英说：“马荣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有什么不好的？这桩婚事，我赞成。”他请廖承志向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了廖承志的报告，欣然称好。他说：“荣毅仁和马万祺结为姻亲，通二姓之好是一桩好事，我当然支持。而且叶帅既已赞成，我当然同意啦！”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的赞同，荣毅仁和马万祺决定先订婚，在北京举行简单而隆重的订婚仪式，并邀请国内有关的亲友参加，然后回澳门举行结婚仪式，以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仍然贯彻执行，被破坏了的干部政策也正在恢复，荣毅仁副部长仍然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订婚方式于1973年8月8日在北京市北京饭店举行，气氛欢乐热烈，有来自北京、上海和澳门的近200名亲友参加。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岁月，能在首都最高级的北京饭店举行如此隆重热烈的订婚仪式，这是一件破天荒的盛事。荣毅仁伉俪、马万祺伉俪，极其高兴，笑逐颜开地向每位莅临喜宴的亲友嘉宾敬酒致谢。荣毅仁、马万祺衷心感谢周总理和叶剑英支持、玉成这对年轻人的终身大事。

　　“毅仁老友留念”

　　马荣两家结为秦晋之好以后，马万祺每次到北京，总要把叶剑英和荣毅仁请在一起相聚。于是，叶剑英与荣毅仁的关系又深了一层。逢年过节，荣毅仁及其夫人总要去探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善于团结党外知名人士的叶剑英也总是很亲切地接待他们。叶剑英原住在城里后海，也常请荣毅仁夫妇到家里做客。叶剑英喜欢钓鱼，他知道荣氏夫妇都是无锡市人，爱吃活鱼，他钓上鲜蹦活跳的鱼后，就派人往荣家送，让他们尝鲜。而荣家烧了什么好菜，也常送请叶剑英品尝。

　　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迎来了80大寿。这一天，在京的战友、亲朋和同志都来给他祝寿。送走来宾后，面对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形势，叶剑英回顾走过的革命历程，瞻望祖国的美好未来，豪情满怀，奋笔写下了一首名作《八十抒怀》：“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首诗豪迈豁达，思想深邃，意境独特，乐观向上。叶剑英站在斗争的前列、时代的高峰，放眼80年代，大写其中国，大写其世界，把个人的际遇融于阶级事业、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之中。这就使全诗的意境深邃而辽阔，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放射出时代异彩。叶剑英博大的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具有古文修养的荣毅仁。荣毅仁特向叶剑英求墨宝。请他亲笔写下这首诗。叶剑英欣然命笔，并在诗的前面题字道：毅仁老友留念，叶剑英。

　　荣毅仁被叶剑英称为“老友”，这使荣毅仁感到极其亲切。他深深感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对自己的厚爱。他特地把叶剑英亲笔写的这首诗和题字请人精心裱装好，挂在客厅中间。

　　后来荣毅仁又得到一幅著名画家陆俨少的山水画：巍巍青山，披着落日的霞光，青山显得分外刚毅、雄伟、峻峭。这正是叶剑英《八十抒怀》中“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意境。荣毅仁把这幅画连同另一幅画一起送请叶剑英题字。叶剑英用毛笔在陆俨少画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下面几个字：“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1987年7月1日”；在另一幅画上，叶剑英写下：“江南渔村，叶剑英，1978年7月1日

　　“三中全会已发公报，你能不能出来再多做点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后，寒凝的中华大地从此满园春色。党中央领导同志日夜为国操劳，共商振兴中华大计。粉碎“四人帮”没几天，叶剑英就找过荣毅仁鼓励他说，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要他作为准备报效国家。后来还几次找荣毅仁谈话，征询他对国内一些问题的看法。叶剑英认为荣毅仁的回答很有见地。叶剑英经与邓小平、王震等同志商量，提名让荣毅仁出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时五届政协主席是邓小平。这是自“文革”以来荣毅仁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荣毅仁感念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于1978年2月写了一首七律《不甘伏枥添砖瓦》，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诗云：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在诗的末尾，荣毅仁写道：“我荣幸被选参加五届人大和政协两大会议，赋七律一首，致欢欣之忱。”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发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行新的长征”的伟大号召。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和叶剑英，以及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78年底，叶剑英住在广州市南湖宾馆。当时荣毅仁正随中央考察团在深圳等地考察调查，住在广州小岛宾馆。一天，大家去叶剑英住地看望他。聚谈时叶剑英对荣毅仁说：“三中全会已发公报，你能不能出来再多做点工作。”这正好说出了荣毅仁的心愿。“四人帮”白白糟蹋了他从50多岁到60多岁的宝贵年华；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正想多多报效祖国！他向叶剑英表明了这一心迹。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荣毅仁在国际上有影响，熟悉经济，并有管理企业的实际经验，赞成请他“出山”，为对外开放事业出力。

　　“要支持CITIC”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荣毅仁等5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邓小平点将，要荣毅仁“出山”。会后，荣毅仁反复考虑，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国家行政部门“当官”，这对他来说，也许比较轻松一些；一是兴办一个企业，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方面为对外开放事业做些实际工作。荣毅仁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后者。2月份，他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随后，荣毅仁受命“组阁”，广罗人才，把上海等地的一些有学识、有经验、熟悉商品经济的英才请来出谋划策。他们同心合力，因陋就简，艰苦创业，仅仅用了200多天，直属国务院的国营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于1979年10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华大地迅速崛起。

　　一向看重、鼓励和支持荣毅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尽管已82岁高龄，仍迈着稳健的步伐，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信公司的董事们见面，亲切交谈。

　　在中信公司筹备期间，荣毅仁常去叶剑英家，向他汇报情况，聆听他的指示。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这个改革开放中的新生事物关怀备至。会见之后，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和大家合影，留下了中信公司第一幅珍贵的照片。

　　1982年，由于工作业务的需要，中信公司筹建一座高达29层的国际大厦。大厦奠基时，荣毅仁请叶剑英为之题字。叶剑英那时已很少为人题字了，但为荣毅仁和中信，他很认真地写了好几张纸，每张字体都是半寸见方的楷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厦”，有简化字的，有繁体字的，交荣毅仁选用。叶剑英谦逊地说：“我这字写得不好，多写几个，你们去选吧。”

　　1988年夏，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稳定情况。当时，全国出现了“公司热”，公司发展过多过滥，一些公司经营混乱，少数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特别是某些部门搞“官倒”，扰乱经济秩序。同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对治理整顿，荣毅仁的态度是鲜明的。10月21日，他在答《经济日报》记者的提问中说：中信公司“是个开展对外经济工作的机构，主要是投资、从事发展生产建设事业。现在不少地区、不少部门也出现了大大小小一些信托投资公司，但有些连什么是‘信托’、‘投资’都不懂；还有其它一些类型的公司，属于‘倒腾’、‘投机’的公司。现在认真整顿公司十分必要。有些公司不搞生产，专搞倒卖，这是不行的，也有些靠行政权力，那也不对。所以，治理好经济环境是十分必要的。”10月下旬，国家审计署遵照国务院指示，对包括中信公司在内的5大公司进行审计。1989年8月1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对5大公司的审计结果。审计署对中信的审计结论认为，中信公司成立以来，业务发展较快。在国内和海外拥有23个直属子公司，有200多个企业有投资。几年来中信以良好的信誉，在国内发行公司债券，举借中长期贷款，吸收各种贷款，引进外资，对国家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这次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是买卖外汇不合规定和超越经营范围、倒卖紧俏物资等等，决定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金并补交税金。对于审计署查出的问题，荣毅仁表示：“中信风格头一条就是‘遵纪守法’，我们做得不够，该罚就罚。”

　　当时西方一些新闻媒体乘机大做文章，散布什么“将这家公司当成一个政治靶子”、“处罚具有政治意义”等不负责的言论。一些外国银行本来答应贷款给中信的，现在却说要考虑考虑；中信的外债，有的也逼上门来紧催了。国内也有人不分青红皂白，把中信也列入“官倒”之列；有的不明真相的新闻媒体曾内定对中信暂缓宣传。一时间，中信的日子很不好过。

　　8月25日，荣毅仁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说：国务院对中信的工作是肯定的，对你是信任的。一向支持荣毅仁和中信的叶剑英，在身患重病时，还惦记着中信。他坐在轮椅上对王震副总理说：“要支持CITIC！”(“CITIC”是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

　　在中信面临国内外压力的紧要关头，王震不负叶剑英的重托，亲自出马为《中信十年》纪念册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中信公司十年对中国所作的贡献。王震在序言中说，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元帅和我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为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我们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同志这样富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原工商业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展作贡献”。序言还说，“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和窗口的中信公司，我是支持的。对中信公司取得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它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根据王震副总理的指示，在10月4日中信成立10周年的喜庆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同时发表了这篇序言。这篇序言发表后，种种流言蜚语和无稽之谈不攻自破，受压抑的中信人不禁大大舒了一口气。

　　“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由于荣毅仁是一位留学海外、久战商场、具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他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早在50年代，荣毅仁任上海市副市长时，有一次，一位法国大资本家到我国访问，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谈话。事后这位法国客人对陈毅市长说，双方谈得很开心。陈毅感到很新鲜，便问荣毅仁：“听说你们谈得很开心，谈了些啥呀？”荣毅仁笑着说：“还过讲了些家常的话。那位法国客人问我在共产党政权下过得怎么样。我对他说：荣家人生活仍很优裕，又不用担心敲诈绑票，工作、学习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是再加上几个圈圈，没啥意思，我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工厂。”在中信公司董事长任上，荣毅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更高了。由洛克菲勒财团创建的美国大通银行，是美国三大

　　荣毅仁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关系也很密切。基辛格常对人这样说：“我只到过一个中国人家里做过客，这就是荣家。我和荣毅仁是要好的老朋友了。几乎每次到中国，我总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基辛格对荣毅仁的为人和才能极为佩服。他曾说，他对荣毅仁之所以敬仰和信任，是因为荣毅仁是一位“既了解东方(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指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这样的全能型人才不可多得。一次，在谈到前苏联的改革时，基辛格说：“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

　　在世界华裔中，荣毅仁也很有影响。在华裔心目中，荣毅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了不起的人物。他走到哪里，总有不少华裔簇拥在他周围，问这问那，争相和他合影留念。1991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有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个城市的800余名著名华裔出席的世界华裔大会上，作为特邀贵宾出席的荣毅仁在会上讲话之后，台湾方面参加大会的人士说：“我们要有一个荣毅仁多好！”

　　荣毅仁获得的国际荣誉很多：1987年，被评为1986年世界上50位最富有魅力的企业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来，中国企业家跻身世界企业行列的第一人。此外，他还获得美国“良知基金会”授予的良知奖；任国际金融公司业务顾问(世界20名知名企业家参加)；1992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荣誉公民称号；在之前，加州一个大学还授予他博士学位。事实表明，在近半个多世纪中，荣毅仁始终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他在国际上的朋友很多，而且有些还不是泛泛之交。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到了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

　　早在1978年底，叶剑英就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段话：“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叶剑英说的这段话，不仅表明了他对荣毅仁的才干和人品等了解得深入透彻，表现了他战略家的眼光和谋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荣毅仁的高度信任和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