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集体报道

　　有清洁工已经做了保洁公司的老板，有穷学生考上了博士，有“原住民”从市

　　中心搬到郊区，有外地人已经离开了都市，也有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远离都市

　　2003年春节前后，《瞭望东方周刊》推出一组“穷人过年”的封面文章，产生的反响始料未及，从陆家嘴金融机构的高级经理到温州的富豪，许多显然不属于穷人群体的人士，都来信来电称赞这组报道体现了媒体的品格与良心。上海申尼邦德公司董事长倪剑说，“这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2005年中秋节前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再次走近那些大都市里的穷人，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了变化。有清洁工已经做了保洁公司的老板，有穷学生考上了博士，有“原住民”从市中心搬到郊区，有外地人已经离开了都市，也有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远离都市。

　　文/陆洋

　　我的未来已不是梦

　　“虽然当老板不用再干活儿了，但是这种脑力劳动好像比干活儿还累”

　　“我这里比较难找，但房子还算宽敞。”吴修元开着助动车带记者来到他在上海浦东金桥的公司。

　　这是一幢农户自己盖的两层小楼，上下共四间房，吴修元全部租下来作办公和住宿用。“房东开价每月每间房250元，我说这个数字不吉利，哪怕多一点也行啊。”他对记者说笑着。

　　记者清楚地记得，前年采访吴修元时，他还只是把自己开公司当成一个新年梦想。然而，时隔一年多，他真的从一个保洁公司的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吴修元，在经商方面不仅有胆量，还有眼光。他在去年6月开办公司后，立即将公司注册到114查询台，生意就源源不断地来敲门了。

　　“我现在正忙着在网上找生意。”吴修元兴奋地说，“按别人说的把公司挂在搜索网站上，结果真的招来了许多大生意。现在我还想再做几个网站，自己也买台电脑，学学上网。有些网站需要自己更新的。”

　　在吴修元的办公桌上有两台电话，分别接听114查询台和网上介绍来的生意。吴说，这样便于他统计哪里的生意多。一般来说，114介绍的都是家庭保洁，网上招揽的都是公司企业的大活儿，干一个星期就有上万元的收入。

　　有好几年没回老家的吴修元，今年6月终于有空回家探亲了。与七年前回家过年时怀里揣着1000元还债钱相比，如今可谓风光无限了。“不过，就算回家那几天，我还是把办公室的电话转移到手机上，这样可以随时接生意。”吴修元说，“虽然当老板不用再干活儿了，但是这种脑力劳动好像比干活儿还累。”

　　在上海3000多家保洁公司中生存下来谈何容易，吴修元自己做了老板，才知道老板的难处。他手下有几名保洁工，都是以前跟自己干活儿的老乡，每人每月拿700元的固定工资和一些补贴。吴修元给其中的三个做危险工种的员工买了保险。如果没有活儿，他的日子就难过了。

　　吴修元为了多接生意，甚至戒掉了喝酒的习惯。“以前干完一天的活儿，回家吃晚饭就喝两杯，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现在不行了，如果喝醉了，人家来电话我听不清怎么办？”他笑着说。

　　文/黄琳

　　博士又如何

　　“人最终还得到社会中去，赚钱最重要”

　　还是在那家复旦附近国定路的小吃店，曾经在“穷人过年”报道中“看书守岁”的主人公王军出现了。

　　一年半前，王军与记者相见时，身上只有几十元钱，还是女友给的。现在的他看上去多了些自信。和记者聊天时，他的手机不断响起。从听到的断断续续的对话看，好像是在谈一笔茶叶生意。

　　王军证实了记者的猜测。他说，在北京的一年中，有不少时间花在这上面了。起初纯属帮忙，是安徽老家的几个朋友托他在北京找点渠道。后来觉得有点钱赚也不错，于是在外面租了房子开始做起了生意，一则方便，可以临时作为库房，另外，这种事情在学校的博士楼里显然不合适。

　　王军现在的身份是北京某大学的博士，这也是他在一年半以前所朝思暮想的——考上博士，找个好工作。但近两年他所在专业博士就业的情况，多少令他丧气。

　　做公务员，是他的第一志向。现在看来，这条路比较窄。王军举了个例子，今年初公务员招考，有近80%的博士报了名。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惟一入选的据说有门路。

　　王军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的老师门下，在校的师兄弟有十多个，也没有课题可做，一年来，除了上点课外，大把的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准确地说，我不知道做那些研究有什么实际意义。”王军说。

　　还有年龄的困扰。到毕业那年，王军正好32岁，买房、生孩子，都是无法回避的生活重压。

　　他觉得自己当初认为“博士等于好工作”的观点不切实际，“校园生活只是个过渡，人最终还得到社会中去，博士又如何？现在对我来说，赚钱最重要。”

　　文/于达维

　　老朱给我抽“三五”

　　上海市给了他们一家四口人900多块的住房补贴，老朱住上了大点儿的房子

　　再次去找老朱，让记者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再也不想在那个漆黑阴暗的阁楼里看见，老朱和老婆带着两个女儿住在那里了。

　　台风来了又走了，苏州河水涨了又落了，浙江路桥上的行人还是那么多，闸北的改造并没有给那里的人们带去太多富裕的希望。不过桥上的小摊再也找不到了，老朱应该很久不卖油凳子(一种臭豆腐干)了。

　　凭记忆边找边问，来到老朱的新家。从楼上下来的老朱穿着带领子的两件套睡衣。上海人平时都喜欢穿这个，既可以睡觉，又可以上街。

　　老朱的新家宽敞多了。“上面还有个阁楼，天凉的时候让孩子们住。”老朱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一个方方的烟盒，给记者递了根“三五”，给自己点了支“牡丹”。

　　老朱搬过来快一年了，自从不卖油凳子后，老朱还卖过粽子，看过市场，不过都是些暂时的工作。上海市给了他们一家四口人900多块的住房补贴，老朱总算住上了大点的房子。墙上现在很干净，只贴着燕燕在学校里得的两张奖状。

　　这天是星期天，800块买来的39寸纯平大电视，放起了超级女声拉票会。而一年半前，他们家的彩电还是25寸的。

　　燕燕说她最希望李宇春拿冠军。“为什么？因为她比较像男生吗？”“不是，我原来喜欢何洁，她被淘汰了我才喜欢李宇春的。”“那你给她投票了吗？”“等明年买了手机再说。”

　　“小朱！来了！”楼下有人叫老朱，对他们来说，老朱年龄确实不大。跟着老朱来到弄堂口，有个人提着刚买的DVD和两个话筒，对老朱说，“就是你呀，怎么样，怕不怕累？”“不怕。”“路熟吗？”“还好。”“那我给你介绍进去，你干干试试。”于是那人掏出手机打电话。

　　老朱说，即使送快递，有人介绍进去也可以先分路近些的地方，好找，钱也要好挣些，等有经验了可以送点长路，如果能成为正式职工，公司给交四金的话，就不用领低保了。

　　文/杨文宇

　　繁华已与他们无关

　　“原住民”告别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偶尔故地重游，会惊叹眼前的变化

　　肖老太的韶华时光流逝在一条名叫“中华路”的老式洋房里弄中，地处上海黄金地段、老西门的这片石库门民居，如今徒留残垣断壁，一旁刚被推平的邻居老宅地皮上急不可待地耸起了高楼。

　　2003年，一纸动迁通知打乱了老上海们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三世同堂的肖家，在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的老宅里顽固地成了“钉子户”。邻居废弃屋子里的2003年除夕，他们是“穷人过年”中的一个镜头。

　　在与拆迁办据理力争的日子里，肖家遭遇停电、停水、门窗被砸、频繁遭窃、夜晚被莫名的砸门声吵醒……“从前挤在22平方米的房子里养育四个子女都没有这般心酸”，肖老太抹着眼泪回忆。

　　今年2月3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在一次会议上说，动拆迁引发的矛盾，依然是响上海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个别社会上的动迁公司“手段十分恶劣狠毒”。一些公司雇佣“社会上的人”，暗中拆除动迁户门外的楼梯；破坏他们家里的门窗；偷偷剪去他们家里的电线，破坏自来水管，使之断水断电，让动迁户无法正常生活下去，逼迫其搬迁。更有甚者，做出谋人性命的犯罪行为。

　　再久的战役，终要了结。长期的惊吓使肖老太的心脏顽疾愈发严重。动迁组把劝说工作做到了肖家外嫁的三个女儿家，一时间四个家庭都被卷入拆迁事件。最终肖家接受了浦东一间50平米两居室的一楼老公房。为了摆放孙子的床，儿子不得不在天井里垒起一间小屋,儿媳每天得花费至少两个小时，乘车横跨浦江两岸上下班。

　　如今很多上海拆迁户越住越远了，市区又恢复了旧时的洋场金粉：老外、星巴克、小资、泡吧、大块绿地、高档楼盘……张嘴“阿拉”的“原住民”在响应政府建设的行动中告别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偶尔一天故地重游，会惊叹眼前的变化。可是这种繁华已经与他们无关。

　　文/徐赛虎

　　让孩子远离上海

　　他做了个大胆决定：把儿子和女儿送到乡下上学

　　两名10岁左右的小孩从书包里拿出玩具——四支一次性五毫升静脉注射器，抽满自来水，注射到一块瓜皮中。瓜皮的内壁立刻变成了紫色。显然，这个注射器是别人用过的。

　　这两个小孩是“穷人过年”主人公之一，小彭(彭洪平)的儿子和女儿。中秋前夕，记者再次来到上海最著名的老棚户区虹镇老街看望他们一家人。

　　两个孩子依然很瘦，还住在从前那间小租屋内。屋内剩余空间容不下两个孩子坐下做作业，他们得把桌椅端到外面，趁着傍晚的些许光亮在父亲回来前把作业做完。

　　一年半了，小彭还在超市干收集购物车的工作。回家半小时的车程，他用了一个多小时。一到家就从自行车篮里拎出很大一个包，从里面拿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分门别类塞进床底、新装的单人床的上铺。小彭说，这是下班后从超市和路上收捡来的废品，等多了后就一并拿去卖。

　　小彭7月份回了趟江西九江老家，把漏雨很厉害的小楼砌完。他说，“钱用来盖房子比存银行合算，万一遇上个通货膨胀，我还有间房子在那儿。本打算把外墙也刷一下的，钱不够了。”

　　两年来，小彭的工资从625元涨到了690元，四金依然没有办理。“工资的增长比不上建材涨价的速度。尤其是钢材涨得厉害，废铁都从五毛一斤涨到一元一斤了。”

　　回上海后，他做了个大胆决定：把儿子和女儿送到乡下上学:“关键是这儿的学费太贵，老家每个学期才交180多元，这儿两个孩子一学期要交1200元。而且乡下的学习抓得比城市紧。这儿老是让上兴趣小组，实际就是要多收钱。”

　　再者，两个孩子所在的民办小学，今年暑假开始就不招收一年级新生了。小彭的邻居说是学校不符合资质,政府不让办了，老师走了很多。按小彭的想法，最好的模式是：他们在城市挣钱，孩子在乡下生活，“这样钱才能当钱用。而且家乡的诱惑少，对小孩子有好处。”

　　文/孙轶玮

　　为什么不记得了

　　难道就因为她是一个“一捞一大把”的穷人

　　小艳芳的手机停机了。

　　还是去年年底时，艳芳突然给记者打了个电话，说是刚买了手机，有空多给她发发消息。这是小艳芳2004年的愿望之一，希望能攒钱买一部手机，这样想谁的时候就能听到谁的声音了，也不会觉得一个人孤零零的了。她在电话里那样兴奋，甚至承诺“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关机的，有人跟我说话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可是，现在，这个号码还是停机了。

　　只得去艳芳打工的城隍庙福佑商厦找找了。艳芳过年时卖的中国结是个应时的货品，福佑商厦里成群结队卖中国结的老板们大多在四五月时或改卖其他东西或干脆撤摊。艳芳原来那个布满红色中国结的温馨小摊已经变成了“狂野”情趣内衣专卖，也没了艳芳的踪影，一个虚胖的老阿姨边嗑着瓜子边拉着客人,“进来看看伐，老刺激格”。

　　边上的两个摊子，都没易主，其中一个摊主居然还记得：“你是去年过来采访的记者吧。”急急打听艳芳的去向，摊主却不好意思地说，这里来打工的小姑娘太多了，记不太清楚了。记者说，就是采访的那个女孩子，梅艳芳啊。摊主居然吃了一惊，“叫梅艳芳？大明星啊！”

　　即使是紧紧相连的两个摊位，他们却不记得艳芳了，可他们却认出来了一年前只来过一次的记者。

　　接下来的询问，都是类似的回答，不太清楚，不记得了，商场管理员是，房东是，邻居是……老阿姨笑着说，别找了，这怎么找得到。这样的人一捞一大把，自己家里人都不来找，你这么费事找干吗呀……

　　一个人，不见了，就这样被忘记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难道就因为她是一个“一捞一大把”的穷人？

　　记者不自觉地想起了一年前艳芳说她的理想，说她想要的生活时那种充满勇气发光的表情……-

　　穷人过年·情系中国结(节选，原文载《瞭望东方周刊》第10—11期合刊，2004年1月22日出版)

　　文／孙轶玮

　　当在城隍庙福佑商厦一个小小的中国结摊位前初次见到小艳芳时，小艳芳既带着点得意又带着点神秘地说，“我不骗你，我叫梅艳芳，跟那个梅艳芳一模一样。”

　　这个17岁的女孩子，湖北黄梅县人，在家乡辍学后跟随大姐来上海打工。两个梅艳芳，那么戏剧性，小小年纪就开始体验起生活的艰辛。

　　小艳芳很聪明，摊子里几十种的中国结，她每一个都能说出名堂来。走过路过的客人，小艳芳总是想方设法地留住他们，让他们来看看这些整个商厦里千篇一律的中国结。其实，小艳芳每个月的收入跟卖出去多少中国结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小艳芳会因为自己卖不出去中国结而感到沮丧，她觉得，一样的中国结，别人为什么能卖出去，我就不能……想完，她就更努力地吆喝，更热情地给客人介绍。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卖出的是她自己喜欢的中国结，她会故意抬高价格，让客人不想买，如果客人买走了，她收着钱，还一脸的遗憾。

　　这样的工作，一个月小艳芳天天做，早上8点到晚上5点，没有休息日，薪水600元。

　　这半年间，除了姐姐姐夫，小艳芳忙碌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上……一个人走在上海繁华的街头，她小小的背影看上去有点落寞，但一转头，却是一张笑容灿烂的面孔。

　　她指着一幢高级公寓，自信地说，我以后要住这样的楼！

　　小艳芳现在的家也在一条有着美丽名字的路上：青莲街。但也一样是异常艰辛的环境──和姐姐姐夫一起挤在一家石库门房子的阁楼上，月租250元。姐姐和姐夫睡床，她睡地。小艳芳说她睡觉的时候头对着阁楼的“老虎窗”，有时候心里觉得好苦，辗转睡不着，就抬头看看窗子外的星星，就慢慢会觉得很有勇气，很有希望。

　　高一辍学的小艳芳打算过完年就去念夜大学，学文科。她很清楚文化的重要性，她来上海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本高中英语教材，睡前常翻翻。她说，她知道英语在上海很重要，她不能忘记英语。

　　从去年8月5日来上海的第一天起，小艳芳每星期要写两次日记，准备写满一年，然后送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