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边疆戒毒所

　　2005年10月5日，国庆期间。戒毒所里本来打算点堆篝火庆祝，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了，但这并不影响气氛的热烈，鼓声和歌声一再从四面环山的戒毒所上空飘起。如果没有紧闭的铁门和高高在上的岗哨，如果没有警戒人员和写满墙壁的戒毒标语，当象脚鼓和佤族民间的祭祀歌畅响的时候，在朦胧的夜色中，这里应该是边疆少数民族自由的丛林，心随肢体欢快舞蹈。

　　10月5日，国庆期间，夜幕降临后，边疆戒毒所里的操场上，戒毒人员忘情地跳起了民族舞蹈。这里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劳作疲惫而沾染毒瘾的。

　　下午5时，戒毒人员回到宿舍稍作休息。生活虽然枯燥，但居住的环境还算整洁，床头上还有美人陪伴。

　　四面环山的戒毒所里，经常会举行篮球比赛，无论年龄大小，这是所里所有成员最钟爱的活动。

　　年纪稍大些的戒毒人员听不懂普通话，对相机十分敏感。他们是附近的村民，因为劳作疲惫意外沾染了毒瘾。

　　戒毒人员里不乏心灵手巧之辈，所里不允许坚硬的东西存在，简单的两个塑料瓶，口对口地进行改装，就变成了云南人喜爱的水烟筒。

　　戒毒人员跟随保安进行锻炼。正步走、跑步是每天下午自由活动后的必修课。日复一日的锻炼，有助于体能的恢复。

　　刚来的戒毒人员还需要从治疗室里领出药物，帮助治疗生理上的毒瘾，但治疗心理毒瘾依靠的是个人意志。

　　新进来的戒毒人员要独自待在管制室里。每到中午大家在操场上自由活动时，管制室的铁门总会探出好奇的脑袋来。

　　晚饭通常是花生汤煮白菜，每人一大碗汤和半斤饭。一个不善言辞的喇嘛与同伴们一起吃饭，这个喇嘛喜欢随身带一小包盐，吃饭时撒在菜里。

　　云南思茅市强制戒毒所，地处边疆。8名警察、60名保安、900余名被强制戒毒人员，一起生活在方圆6892亩的大山里。在这里接受强制戒毒的人员，90%以上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大部分人生活贫困，认字不多，年纪稍大一点的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戒毒人员被分成3个大队，早晨7点起床，每天的日程主要是锻炼身体，跑步、劳动、打篮球、喊口号，日复一日，直到强制期满被释放。

　　晚饭通常是花生汤煮白菜，每人一大碗汤和半斤饭。“这里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好吃，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这儿什么都不用我们出钱。”来自重庆的戒毒人员李光（化名）向记者介绍，“可能只有在这里才能把那东西（毒瘾）戒掉”。李光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外乡人，他在吃了两三次麻黄素（冰毒的重要成分）后被带到这里，他说他很想家里人。

　　“这些人吸毒的原因很多，有的第一次吸毒的时候，是相信毒品能缓解劳作带来的疲惫。”戒毒所所长杨明翔边介绍，边摇头。

　　“他们基本上个个能歌善舞，跳舞唱歌让他们得到放松，同时锻炼身体。”警力和经费双重不足是这个戒毒所最大的困扰，“我们只有8名警察，却要管900多人。”所长杨明翔说。政府给戒毒人员每人每月提供150元的生活费，这150元包括一日三餐以及药品、肥皂、牙膏、洗衣粉和香烟。为了改变窘迫现状，戒毒所想了很多办法，种龙眼、荔枝……曾经在后山种了满山遍野的小粒咖啡树，可现在，仅剩3棵院子里的咖啡树一息尚存。“其他的都死了，没钱买化肥，它们死于营养不良。”杨所长说。

　　后来种柚子也失败了，“现在我们打算种茶树，我们思茅的茶全国闻名，我就不信不会成功。经费不足使我们很艰难，你看，他连裤子都没的穿。”杨所长指着戒毒人员说，那是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只穿一条脏兮兮的内裤在列队，身体站得笔直。

　　在戒毒人员中，有两名身穿鲜艳长袍的喇嘛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年纪不大，也因为沾染了毒瘾被带到戒毒所。接触中他们仍保持着出家人的习性，除了躲闪的眼神，大多时候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17岁的巴多13岁开始吸毒，第一次是在镇上包房里唱歌时吸的，后来换成注射，他露出胳膊上布满的密密麻麻暗黑色针眼，现在不仔细看已分辨不出。巴多的家靠近中缅边境，“买毒很容易，骑摩托车十分钟就到河边，游过河就是缅甸了，那边什么都有，白的、黑的、麻黄素、摇头丸等等。”他说的“白的”指海洛因，“黑的”是鸦片，“麻黄素”就是加工后的冰毒。已经第3次进强制戒毒所的巴多发誓这次一定要戒了毒，“我有个女朋友，跟了我两年，她很漂亮，这次出去我要跟她结婚。”他说。

　　本报记者徐万涛云南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