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艾滋病村调查：艾滋已经威胁身边的亲人

　　20年前还未闻艾滋病大名的中国，今天已是内地31个省份均有蔓延的国度。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有84万人，其中只有5%的人可以找到，而其他95%则隐没在茫茫人海中。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如以每年30%的增长率计，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

　　这意味着，每130人中就有一个。

　　在西方国家，吸毒、针管注射等是病毒传播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国，最大的祸首可能不是吸毒和不洁性行为，而是因为卖血、管理混乱而造成的集体感染。

　　———摘自《“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

　　“以前我觉得艾滋病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杨松，《“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的作者，现在是浙江传媒学院大二的学生。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7次进入被媒体称为“艾滋病村”的文楼村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了这份21万字的调查报告。

　　10月，杭州，记者见到杨松。“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艾滋病呢？”杨松对记者的直率一点也不奇怪，他讲了自己的故事。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回乡———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当时，我知道我们这边卖血的情况挺严重的，大家总在说要喝盐水什么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家已发现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更让他震惊的是，自己的学费中就有一位亲戚卖血换来的钱！“以前我对艾滋病了解不多，觉得这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从那时开始，艾滋病问题就引起了杨松的强烈关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做当记者和教师，也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媒体报道，并收集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信息。“当时，我也在老家和附近的几个省作过一些调查，发现几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似乎都与卖血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稿子却发不出去。”

　　“我亲自去过艾滋病疫区，震撼太大了，让我欲罢不能。”杨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后来，他发现一些中央媒体开始关注河南省上蔡县的“艾滋病村”。“这是个契机，既然这个话题对文楼村放开了，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开放的典型来研究艾滋病村的情况了。文楼村是一个缩影，控防政策也好，救助模式也好，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供全国很多有类似情形或迹象的地方参考。”

　　尽管有自己一心想做的工作，但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2004年杨松还是参加了高考，成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的一名大学生。此时，他已经23岁了。

　　高考一结束，杨松立刻开始了自己在河南省上蔡县的实地调查。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那里搜集资料，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

　　学校对大一新生管得严，想请假并不容易。有时候，杨松坐周五晚上的火车，第二天中午到上蔡县，然后在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有意义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实现。”因为年龄，明显比同班学生成熟的杨松，脸上透着一种坚毅。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杨松工作5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都用在了对艾滋病的调查上。

　　第一次进村，文楼村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杨松有些吃惊：他们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是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艾滋病村”。据官方统计，全村3000多人口中，20%～30%被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这里，杨松与艾滋病人在一起，吃他们夹的菜，喝他们酿的酒，握手、整夜促膝长谈。说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但凭着对艾滋病知识的充分了解，他清楚地知道可能造成感染的情况，并且非常注意自我保护。“他们让你坐就坐，他们让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话，受伤了有创口就有危险。”如果患了口腔溃疡，他就不在村里吃饭。“在那里，走路一定要小心，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废弃输液针头，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文楼村发现病情之后，很多人的亲戚都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此后尽管其他地方也陆续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但外村人还是对文楼村有着莫名的恐惧。”杨松告诉记者，过去，有人要搭车去文楼村，司机绝对不去，顶多勉强将客人送到离村口百十来米的地方；文楼村健康的人也很难和其他村的人通婚；艾滋病人摸过的东西用开水烫还不够，干脆都烧了……

　　“其实，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飞沫、共餐等日常行为传播，这点非常明确，只要身上没有创口，黏膜没有接触到血液、体液，就是安全的。”杨松说。

　　“我们几个都有病。”第一次进村，这里的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杨松有些吃惊：他们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一个已经患病的孩子甚至主动让杨松为他拍照。村民的坦诚让杨松多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机会。

　　“现在，文楼村的患者与健康人相处起来已经相当自然。”杨松说，很多村民对艾滋病知识都了然于胸，患病者也都能够积极配合治疗。他认为这应该与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偏僻、贫穷的村庄为什么会有大范围的艾滋病感染？

　　“看，这个小孩多可爱啊，也感染了。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得了艾滋病，爸爸是家里惟一没被查出问题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这个是前几天出殡留下的。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他们知道，也许哪一天，躺在棺木里的就是自己。”

　　杨松指着自己拍摄到的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道。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几十名艾滋病人、卫生局退休干部、卫生所医生、乡政府官员，用诚意打开了很多不愿轻易打开的话匣子，对艾滋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拍摄了500多张图片。

　　“死亡的威胁成了悬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杨松说，只要不发病，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检测，“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尽管如此，文楼村村口不远的田地里每年都在添新坟，死者中绝大多数是因为艾滋病。

　　这个偏僻、贫穷的村庄为什么会有大范围的艾滋病感染？杨松说，是卖血，是疯狂的“血浆经济”。

　　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的整个文楼村，为摆脱贫困，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当地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具体到其中一个只有800人的小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有村民告诉杨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这个胳膊是化肥，这个胳膊是种子。”

　　如今，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句风靡一时的顺口溜“一弯一蜷，50大元”。

　　杨松说，他只去过河南等几个省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某市，当地一家较大的医院有医生告诉他，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

　　卫生部门有人告诉杨松，在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甚至是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最巅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00家。除此之外，未经批准的非法血站无从统计。”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外地卖去了。”一名老者亲口告诉杨松。“我一年最少卖300次，平均差不多每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管血是常有的事。”村民阿勋说。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上，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就这样，由着艾滋病病毒随着携带者像幽灵一样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

　　“卖血给村子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非法采血，除了让少数人暴富之外，留给社会和村民的完全是灾难。”杨松感慨，如今，国家和地方政府却成为替这场灾难埋单的“冤大头”。

　　为了接待参观者，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早上迎接晚上欢送，中间还要表演节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课

　　今年暑假，杨松带着另外8名同学走进了文楼村附近的艾滋病孤儿院支教。

　　从7月4日到17日，短短10天时间，杨松和他的支教队伍已经和孩子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16日的最后一节课，孩子们哭得不行，我们心里也酸酸的。”杨松说，“本来我们打算17日趁着孩子们还没起床就悄悄地走，可早上6时刚准备出发，就看到孩子们已经站了满满一院子。”

　　这家孤儿院是在原养老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由于温家宝总理曾经来视察过，这家孤儿院显得备受关注。园内建有阳光小学，现有9名专职老师，都是教文化课的，音乐、美术等教师缺乏，所以学校相当欢迎这支支教队伍。

　　“这种孤儿院与学校合在一起的模式有它自身的问题。”杨松告诉记者，在他们去支教的短短10天里，这里就接待了4拨参观者，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早上迎接晚上欢送，中间还要表演唱歌跳舞节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课。“六年级的学生，英语单词念不出几个。”他说，“这里一共有两个初中毕业生，但都没有考上高中，就是因为文化课底子太差了。”

　　“孩子大都有心理创伤，有的孩子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环境。”杨松认为，除了政府设立的这种孤儿院以外，孩子们似乎更需要一些分散抚养方式，家庭的感觉，正常的环境。“我想，解决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是不是应该在方式上实现多元化？”他这样建议。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现象，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按照计划，今年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之前，杨松的书就能出版了。但他却说，“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杨松并没有体会到完稿后的轻松和心血付梓后的欣喜，因为这本书里包涵着太多的苦涩和沉重，以及调查中他所了解到的那么多令人惊讶、悲愤却无奈的现实。

　　杨松很欣赏救助过多个艾滋家庭和艾滋孤儿的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所说的这段话：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燃烧。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即减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让患者的遗孤得到关爱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

　　之前，杨松曾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调查，是在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但结果，能够完整回答出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的人不到30%，至于其他的艾滋病常识则几乎是空白。对于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来讲，情况更不乐观。

　　杨松说，对当前的严峻形势，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更有甚者仍然认为艾滋病问题主要在西方国家。“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没能完全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畏惧甚至歧视。直到现在，一些医生、护士见到艾滋病人，都退的远远的，甚至是对待妓女、嫖客那样鄙夷的态度。他们走到病人前面要绕个圈，不敢跟他们握手，就是握手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戴手套。”

　　“另外，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有待增强，目前只能说是让大家都知道有种病叫艾滋病，但谈‘艾’色变的状况并未有大的改观，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或很多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这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患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局面，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位当代的大学生，杨松说，自己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本报记者 董碧水 通讯员 顾复琪

　　杨松的四大忧虑

　　10月30日，记者在北京见到杨松。

　　此次来京，杨松是到东方出版社修订自己的书稿。12月1日，这本历经周折的书就能如愿以偿地面对广大公众了，但杨松面对记者时却并不释然。他说，至少目前他还有四大忧虑。

　　一、公众的歧视最可怕

　　最让杨松感到急迫的，是公众对于艾滋病的态度。他发现，一旦有人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周围人就会躲得远远的，认为他／她生活不检点。“如果洁身自好就不会得这种脏病”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少感染者会产生罪恶感，不愿承认自己的病情，不仅延误了治疗，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还会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

　　二、孤儿院会不会成了形象工程

　　艾滋病研究专家高耀洁认为，杨松所说的这家孤儿院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大量的迎来送往使学生无心学业，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据介绍，由于天气热，10多天接待4拨还算少，平时的参观者还会更多。

　　三、如何让捐助者放心

　　社会各界给艾滋孤儿的捐款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杨松发现的又一个问题。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孤儿院都建立了账务，接受了多少捐款，这些钱是怎么用的，这些问题在不少地方都是“糊涂账”。

　　对于捐助者，杨松还讲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一位台湾商人通过高耀洁联系到了几个孤儿，想资助他们。而这个村的一些病人，还有村干部，通过邮寄地址直接找到这位台湾商人在上海的家，上门要钱，又吃又喝又拿，电话骚扰无数。最终，这位商人不堪其扰，没等把几个孩子资助完就回台湾去了。

　　四、地方政府还有些顾虑

　　现在，其他省市某些地方也存在集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当地政府认为，一旦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外形象就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据杨松介绍，文楼村的情况被公开之后，许多外地人甚至不敢到其所在的驻马店参加农产品交易会，会议被迫停办。“这的确给吸引投资带来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钱。”一个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曾经私下里告诉杨松，“艾滋县”多是贫困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够发工资，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用来防艾抗艾。政府一旦公布真实情况，中央肯定会加大投入，同时也会要求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拿出钱来配套———这样的情况是这些贫困县的官员们不愿意见到的。本报记者 方奕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