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私塾”：公司的一项业务

　　南方时评

　　潮白

　　苏州的一家“现代私塾”10月29日开课了。严格地说，那不叫“私塾”。主办者自己也承认，因为它不是学校也不是培训机构，相当于家教性质，“所以，我们只好先成立一个

文化传播公司，取得合法资质”，这“私塾”充其量只能算是他们公司的一项业务。

　　从照片上看，色彩“古旧”的孔子像，“私塾先生”身着对襟束带长袍——所谓明朝汉服，学童面前只有1尺高的黑色小条桌，形式都弄得有模有样。而且，连计时都“古代”了，一炷香点完，算是一节课结束。据说，主办者一直想找个古建筑作“私塾”，但没找着，“只好租了这个仿古现代小楼，看上去还算优雅”。形式化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气氛，“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孩子们比较容易融入、吸收”。百密必有一疏，既如此，孩子们翻的书就不该是“现代”的模样。这种氛围同等重要，比如不讲究其它形式的本人，除非一时找不到“繁体竖排”的版本，否则是不读“简体横排”的古籍的。

　　毋庸讳言，今天的教育模式从小学(也可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改进甚至革命。但私塾的死而复生，是否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呢？怕不尽然。我们知道，人们其实是想借助“私塾”的平台弘扬国学。说到国学，记起钱穆先生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启功先生逝世后，也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前一段，在世的季羡林先生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还引起了不少争议。现在看来，这些称呼都不够准确，昨天《南方都市报》报道，番禺一家伙来了50多名“国学大师、学者”，何谈“最后”？可惜，这些大师的国学，不过是现场“齐声朗诵儒学经典《弟子规》”而已。

　　晚生如我辈，不知道旧时的私塾生活究竟如何，但不妨碍从前辈的文字中领略一二。比如，鲁迅先生当年就读“三味书屋”，就是很不高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他猜测，“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百思不得其解。总之在他看来，家里把他送进私塾是一种惩罚，全不如他在百草园中乐趣多多。于是，只有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才能尽显被压抑了的儿童本性。“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这样的结果是:“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今天照片上端坐“私塾”的孩童，是自己愿意来，还是像小鲁迅那样无可奈何，有心人也不妨探究一下。

　　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复古，撇着真文物不管，到处建假古董；到处兜售风水，一会儿南京一会儿北京，要钻或已钻进大学讲堂；吵嚷着要把儒学变为儒教……这种现象值得深思。虽然大家都在声称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但那“皮袍下藏着的小”终究不难“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