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总理批示“公交优先”谈起

　　沙洲

　　日前，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明确要求城市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详见昨天杭州日报国内新闻版），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也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在我看来，总理的批示和建设部的意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困扰中国城市的交通拥堵和中下层民众“出行难”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

府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交优先”要落到实处，显然不能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在城市街道上划出公交车专用线，在城市规划上为轨道交通预留空间，等等。毫无疑问，一个普通市民不会因为没有私家车就感到出行难。而公交的优先不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其社会效益是相当正面的。

　　我注意到，“公交优先”的理念最终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经过长期争论的结果。此前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内，占据主流的意见是要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来解决问题。比如有人曾提出只要对进入城市中心地带的车辆征收“拥挤费”，就可以自动导致拥堵问题的解决。但这一建议的盲区在于：收费只对普通的有车族有效，对公车和富人来说，却不会有什么影响，结果只能是实际上剥夺了普通有车族进入市中心的权利。而对于那些无车的下层民众来说，他们的出行权更是完全被忽略了。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发挥什么作用？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曾经总结了三条：一是“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二是“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三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三个方面，都指的是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都是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所不能解决的。

　　当然，要使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责任和权力要相称。至于如何通过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使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相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我就不多谈了。(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