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人做危机干预志愿者 一年面对三千自杀者

　　-电话的那头，系着一条年轻的生命。然而，他们能够干预他人的自杀危机，却对这个机构的持续运行难以把握。

　　信报记者陈富/文

　　咨询师义务劝人

　　2005年10月29日，平平常常的一天。这天一大早，朱万里就在家接到一通电话：“我不想活了，活在这个世上真的没什么意思。”

　　原本倚靠在凳子上的朱万里一震，立刻坐直了身体，集中精神地听着那个歇斯底里的声音。十多分钟以后他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线索：这个想自杀的女人是因为深爱的丈夫出轨。

　　朱万里是市青少年危机干预中心志愿者。年逾六旬，鬓间微见花白，架着一副眼镜。

　　2004年夏天，在沙区小龙坎一间心理咨询所上班的朱万里干起免费的活：专门劝解那些企图自杀的人。他买了个

　　这个电话一直通了3个小时，直到最后，欲图自杀者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们的危机干预热线开通以来，迄今已接热线三千多人次，很多人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我们需要社会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进行危机干预，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社会安全网络。”

　　放下电话，朱万里说，“现在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电话一响就紧张。”

　　朱万里坦言，自己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比较大。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求助电话，他但凡没事，都是把电话拿在手上做好接听的准备，而且总是习惯性的没事就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未接电话。

　　“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打电话，但是自己总会莫名其妙的感到电话突然响了，好几次还是在梦里被惊醒，女儿都说我有点神经质了”。

　　自杀与生活如影相随

　　事实上，接听求助热线已经干扰了他自己本身的生活，比如因为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所以半夜也会有人打电话进来诉说心事。即使是半夜打来的电话，朱万里同样为求助者提供咨询服务，“每个求助者往往都是在心理危机最大的时候才想到热线，所以我们很慎重，因为稍有不慎，那些求助者就会走向极端。”

　　其实对他本人来讲，这个“劝人的活”真不是件省力气的事情。他年纪比较大了，睡眠不是很好，如果半夜有人打来电话，那他通常就难以再入睡了。“不过，好几个半夜打来的电话，我都是和求助者一直聊天到了天亮，因为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的疙瘩才算完全解开了。”

　　10月29日中午，志愿者朱万里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一个热线电话，他又一次紧张起来。一个女声哭着说：“我想跳楼，我的父母不要我了，男朋友不理我了，我活着没什么意思……”

　　求助者正站在长江大桥的桥栏杆上。原来，这个女孩因为网恋和网友发生了性关系，被父母知道后立即限制了她的生活自由，不许同网友交往，为此她曾经割腕自杀未遂，最近她偷偷跑了出去见网友，父母知道后将她赶出了家门，而现在，网友又跟别的女孩好上了，于是她再次萌发了寻死的念头……

　　朱万里开始耐心安慰她，同时想办法联系女孩的父母，一个多小时以后，女孩被闻讯赶到的父母救起。

　　朱万里拥有心理医生资格证，做这个工作没有报酬，朋友觉得他很犯傻，但是志愿者们却认为这才是自己的价值所在。志愿者、重庆交通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廖桂芳教授谈起她加入生命救助热线的初衷：“有时候只需要一次真诚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把她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事需要有人去做。”

　　公益组织的经费难题

　　危机干预中心目前有三十多名志愿者在提供服务，核心的志愿者都是从业多年的心理医生。

　　“危机干预中心”纯属社会公益组织，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完全依靠志愿者的力量，根本没有任何收益，作为志愿者的朱万里甚至需要自己来贴补电话费和车船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说:只要热线还在，我就会忠于职守，因为帮助别人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珍惜亲情。在为自己的义举感到欣慰的同时，志愿者们也有遗憾，他们希望更多地帮助心理危机者，却发现前面的路并不宽。周军无奈地说，目前热线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

　　比如，现在“110”常把一些声称要自杀的电话转到生命救助热线上，志愿者也想利用专业知识为求助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包括跟警察一起到现场说服自杀者等等。但是志愿者们担心，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自身安全能得到保障吗？一旦干预失败，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

　　还有一些让人们关心的是志愿者的热情会消褪吗？他们的义举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永久的爱心？最开初的启动资金来自于数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单位及个人，于是热线开通，开始面对脆弱而真实的人生。然而危机干预热线毕竟不是赢利组织，接下来的资金将从何处来？仍旧依靠社会捐款吗？还能持续多久？是否会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事实上，这也是朱万里和他的志愿者们也在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