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副书记含泪上书教育部

　　“代课教师”先前被称作民办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地区，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这些代课教师，无愧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脊梁，也堪称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三个多月前，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

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至今还没有直接反馈，但7月28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报告：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

　　“最老”的代课教师

　　报告摘要：在他们（代课教师）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

　　北寨镇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王政明是这些代课教师中最老的一位，62岁。王政明说：“村里孙子辈的人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连爷爷辈的人也是我的学生。”他1958年从教，那时张家堡小学就他一名老师。按国家政策，他在1984年前参加工作，早该转正了，但他错过了机会。1985年他又开始干，20年他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这点工资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只有靠家里的农地收入。20多亩地都交给了老婆。王政明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76个大学生。

　　梦想每月拿到300元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大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发工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看到公办教师千儿八百的领工资，属于他们的那份，仅仅是人家的零头，谁也不想去领。

　　那些正需供养孩子上高中与大学的中年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已几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年近四十的代课教师李建新是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该校的代课教师也占了全校教师的近半。尽管渭源县有2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已能拿到1200元／月以上，但他这个代课教师的工资仍一直是40元／月。直到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被升到80元／月。

　　李建新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去年荣获县优秀班主任的奖状。但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丝毫不能缓解他的现实窘迫。现在他正在上中学的一对儿女，年学费共达3000元，主要靠12亩地勉强供养。

　　同样20年来拿40元／月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当记者问他，给多少一个月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他说是三四百元。这和大多数受调研的代课教师的答案一致。

　　代课教师流失严重

　　报告摘要：对于他（一位代课教师）的坦率和真诚，我无言以对，即便是他说现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谁来支撑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呢？

　　和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同在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32岁了，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单身。几次相亲中，他颇受刺激，他告诉记者：“几乎每相亲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课教师，甩头就走。还有的抛下一句话，你40元一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你？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陈廉儒原来是该校高三的语文教师，前几年应聘到西北条件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学，月工资２４００元，早先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一院青砖大瓦房。记者发现，陈廉儒现象已慢慢在渭源县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师中扩散。

　　一些贫困村镇的学校，由于代课教师流失严重，不得不将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请来当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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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

　　柿园子小学位于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乡，全部家当是一间漏雨的教室和一栋三间平房。13年来，李小峰是学校惟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后勤主任”。

　　13年送出134名学生

　　在柿园子小学里代课13年后，长年的困苦和繁重的工作，使32岁的李小峰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人。

　　13年里，他一共送出134名学生，其中4个考上了大学。13年教师生涯留给他的，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境和每况愈瘦的身体。13年间，他的体重从128斤降到103斤，数目刚好和他的月工资相同。但每月103元的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未发。至今他仍是代课教师，按照师资政策，他即将被清退。

　　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放羊

　　1992年，李小峰父亲因病去世，他因此放弃了当年的高考。那年夏天，他成了柿园子小学的代课老师。

　　工资太低了，李小峰也动摇了好几回，但村民的情义又让他无法抗拒。1993年的父亲周年忌日，李小峰趴在坟头，“想起家庭的重负和没有实现的大学梦”，痛哭失声。正伤心时，身后来了30多位村民，很多人还买来了纸钱、香烛。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峰崩溃了。夏天，他在西安找到了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找来了。一夜失眠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在山沟里放羊”，李小峰又回到了柿园子小学。

　　李老师不知道鱼怎么吃

　　学校如此之小：五个年级才24个学生。李小峰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

　　今年“六一”，孩子们在好心人的组织下去了一趟西安。10月14日晚，记者带着李小峰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13年来，李小峰已经习惯一个人呆在学校，过着困苦、简单的生活。离开学校和学生，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出去打工，13年不就白教了吗？”李小峰说，“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

　　2001年起，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李小峰的事，给他和学校捐款捐物，这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没有工资的心酸。

　　三年级的赵芳和李亚楠写道，“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好领导，把李老师的工资涨得高高的！”李小峰最大的愿望，则是能转为公办教师，一个月拿上四五百元。

　　链接

　　以“均衡观”解决60万代课教师问题

　　代课教师的低工资与贫困令人震惊。而记者的调查表明，在甘肃渭源等贫困地区，代课教师仍然是贫困农村的教育支柱，如果失去这根支柱，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就将崩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地方，因为代课教师不满这种严重的同工不同酬而辞职，并致一些教学点停办。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告诉记者，目前中国西部12省区市有逾50万的代课教师，以每名代课教师带20名学生计算，他们至少承担了1000万农村孩子的教育任务。他们的素质、他们的去留，直接关系到这1000万孩子的命运，关系到义务教育在西部的命运。

　　王嘉毅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不可能立即调整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代课教师的眼前之困。可考虑给优秀或有突出贡献的代课教师转正，提高中等水平的代课教师待遇，辞退低素质的代课教师，并对在职的代课教师进行教育培训。另外可设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代课教师基金会，由中央政府出资一部分，号召社会捐赠一部分。

　　据《现代教育报》报道，截至2004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约60万人。王嘉毅算了笔账，仍以给代课教师每人每年增加1万元计算，全国60万代课教师，也只增加了60亿元工资支出。

　　但这并不是治本方略。事实上，义务教育的城乡失衡、东西失衡已越来越明显。教育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教师工资由省或中央财政发放，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就从过去重视对义务教育的实物投入转向对人的投入，会使教师队伍在获取工资方面不再受地方财政局面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由过去对人(教师工资)的沉重投入，转变对物(教室等硬件)的投入，负担变轻，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直观，易于诱发他们对教育的投入热情。

　　如果这样的制度安排能最终达成，那将不只是对60万代课教师与1200万农村孩子的福祉，而将是对整个中国农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福祉。

　　据南方周末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