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科学打假并无问题 科学体制健康不会出冤案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只要社会上假货充斥，打假总会是大快人心之举。前些年王海打假，几乎举国欢腾，即是例证。这几年，有人专事“科学打假”，大抵也算是群情振奋，每见拎出一人一事来，必然掌声入云。

　　这不能怪大家跟着起哄，只能怪假货实在太多。今日之“科学界”，沽名钓誉并非罕见，科研立项差不多成了“经费争夺战”，谁能够把科研经费大把地弄回来，那就算是能人，至于成果，评定不也往往是请人吆喝嘛，“钱多成果大”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钱还请不到人来说“成果卓著”吗？何况“科研允许失败”，就算事情完全没有着落，也并非交不了差。

　　在人们心目中，“科学界”还剩得几分清洁呢？因此，有人要打假，有人来打假，至少在“群众基础”上没有什么问题。“群众基础”好了，打假就会成为一门“天然正义”的事业，打假也就成为值得大做的生意，当然未必像买假货那样获双倍赔偿，但名声上的回报，恐怕比双倍赔偿更加丰盈。

　　科学打假，往往称为“反伪科学”，从事者称“反伪科学斗士”。这个称呼很有意思，科学打假，是维护科学，不叫“科学斗士”，而叫“反伪科学斗士”，这可能多少代表人们对打假工作者的社会看法，他们事实上不是科学工作者，而是“反伪科学工作者”，其职能不在于发展科学，而是为科学“清君侧”，当然你可以说这间接甚至直接地推动了科学发展，但毕竟不同于从事科学研究或科学普及。对“反伪科学斗士”而言，某种科学知识要不要研究或普及，要看有没有相关的“伪科学”存在，他们的神经只为“伪科学”而激动。

　　我不能怀疑科学打假者的操行品第，但其精神状态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发现伪科学”的追求过于执着，兴趣过于浓厚，弄到晕头晕脑。有人一门心思搞学问，搞到走路都撞电线杆，一门心思搞“反伪科学”，恐怕也不免“满目皆伪科学”。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物理学家见物理，数学家见数学，“反伪科学斗士”见伪科学，屁股决定脑袋，专业(如果反伪科学也算是一种专业的话)决定观点，并不奇怪，而是正常。

　　近来，有人质疑“私人科学打假”，认为可能造成冤案，甚至致人“含冤而死”，并举张颖清全息生物学、徐业林无偏二极管、蒋春暄证明费马大定理等为证。这些证据能否成立，仍有争议，有人说是成就，有人说是伪科学。我并不懂科学，无法判明谁有理，但至少从争议中知道，一个东西并不是将“伪科学”的标签一贴，大家就应当“共讨之，共诛之”，有些事情可能是认识还不一致，有些事情可能是真理尚未显明。

　　但我并不认为“私人科学打假”有什么问题。“科学打假”重在讲道理，而不在于由谁来讲，机构可以做，学会可以做，科学家组织可以做，私人也未必不可以做。如果“私人科学打假”竟能造成冤案，只能说科学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一个健康的科学体制，不可能有哪个人具有法官一样的裁判权，也就不可能因为“科学打假”造成冤案。私人科学打假，或者有打得准不准的问题，但就算不准，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科学体制对某一研究的判断。如果科学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无论谁来打假，不是一样可以制造出冤案吗？

　　科学也好，反伪科学也好，社会都未必要作为一种“天然正义”来接受。“伪科学”的帽子甩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血光之灾，这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病。只要这种意识形态存在，科学就会具备神格，产生泼皮般的自负，丧失其作为人类事业并贡献于人类发展的亲和性。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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