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岭长城上几乎没有一块砖上没有字。”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对此十分痛心。鉴于“到此一游”等字迹将长城划得遍体鳞伤，中国长城学会与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近日发起了一项去除长城墙体字迹活动，向社会征求在不破坏墙体的前提下为长城整容的办法。
面对巍峨长城上随处可见的涂鸦之痕，感到内心“隐隐刺痛”的又何止是管理者和文
保专家？许多饱怀逸兴登临长城者，顾目四盼之际，赫然撞上的却是斑斑划痕，那份扫兴和怅然的痛感可想而知。最早的长城刻字始于何时，恐怕已甚难考，但若说到这份文化痛感的渊源由来，想必却是不甚久远的记忆。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痛感之生必对应于爱之勃兴。文化情愫亦然。回想甲子之前，千年长城犹是边塞要隘，围绕长城展开的时代叙述故事，要么是饥荒流民，要么是兵燹烽烟、挥旗斩关，在如此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动荡背景下，恐怕没有多少人顾得上凭阙怀风、刻字记行。只有和平与富庶，才可能唤醒大面积的文化激情。
细细想来，留存于长城上的“刻字史”，可能就是文化情愫由边缘向中心过渡的一种形式变异。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十年的长城已达到了其在华夏文明“形象史”中的巅峰位置。虽然失去了冷兵器时代作为军事地标的存在价值，但随同和平与富庶到来的，却是其巍然耸立的历史地标、文化地标和民族形象地标等等浩瀚内涵。当长城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守望与仰视的文化满月，当“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民间俚语成为这轮旅游热的重要伴生物时，一切的肢体和情绪表达都有了冲决与释放的可能。所以，长城刻字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抒情、一种情绪与情感表达，虽然它形式低端、原始又粗俗。
除了谴责其与文明内涵严重悖离，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历史性渊源：于人文胜景、历史风物遗存上泼墨留迹，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意趣场景。放眼各地名山、名刹、名楼、名院，诗书点壁者不计其数，有些虽已实物湮灭，但它的背景故事却已被民间传说拷贝为鲜活汉文明的妖娆舞影。也许这一宣泄方式，一是源于东方民族柔和但较随意、情性化的人文性格；二则与汉字的特殊构造和表现形式颇有关联，象形特征使其具有可视美感，进而被发展成了一门可视艺术。书法与文学与情感与游乐之兴联袂的结果，便是题壁记游风的长盛不衰。
当然，从长城刻字开始的“精神觅源”，决不是为城堞涂鸦者进行道德开脱，恰恰相反，它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某些文化和情感传统的现代变异。
古人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同理，若想将未可知的海量游客的主观行为“压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仅靠人力监督和技术修补未免略显被动与简单。从长远来看，有待人们选择正确的文化取向以及素质的提升。但目前，理想的操作思路应是因势利导、点铁成金，变腐朽为神奇。
因此，我们建议：其一，留下一小段“遍体鳞伤”的刻字墙，让它保持原始破坏性风貌，以此与整容、自然之墙形成对比冲突，两者的表情落差所构成的戏剧化效果和震撼性心因反应，才是最好的文明教材，它很可能比规劝与说教要有力得多；其二，可以考虑开发一堵“文化抒情墙”（当然，最好是活动型的），其对所有情性奔涌的游客开放，你可以泼墨题诗，可以挥毫赋联，亦可刻字记游。总之，它具有文化包容性，有疏导宣泄的文化和情感功能，它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业已践行“好汉梦”和怀古幽情的你找到文化的、历史的、心情的自然依归。
凭堞临风，俯首四顾，骋思怀想，焉能不有所表达？也许，腐朽与神奇只在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