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富人名人成“超生新贵”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施行了３０多年，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恶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在城市的新兴社区中，很多不受“单位”控制的自由从业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超生“庇护所”。更不必提演艺界名人或同境外人士结婚，就此获得某国“绿卡”，合法生育多胎；或者前往某发达国家生育，令一个又一个孩子自动获得出生地国籍

。凡此种种，让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遭遇新难题。

　　现象?押富人交钱就可以超生

　　洪某是广州芳村区一间饭店的老板，由于第一胎是女儿，在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父母强烈要求男孩子的压力下，洪某决定要一个儿子。今年洪某终于如愿以偿，因为手头有些钱，他没像其他人那样躲来躲去，很干脆地交了８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洪先生为儿子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在广州的某些小区、街道采访时，记者发现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通过与带孩子的母亲或者“阿姨”交谈得知，孩子的父亲多是做生意的，既没有行政管理约束，又有“资本”生得起。妻子则通常是家庭主妇，没有单位，超不超生完全没有约束。至于计划生育检查，反正孩子已经出生，“大不了交罚款”。

　　当地街道办事处计生工作的负责人表示，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以前的罚款也好，现在的交纳社会抚养费也好，都给老百姓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超生了大不了交钱，有钱就交，没钱就跑。所以一些私人老板并不在乎交纳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影响?押造成严重的心理不平衡

　　从成本角度分析，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一方面他们有单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生孩子的成本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但很多富裕阶层完全没有这个顾虑，浙江、四川等地曾有人为超生交纳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社会抚养费。

　　有专家提出，虽然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却破坏了社会的整体公正，加大了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

　　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制度使多数人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反差鲜明的对比，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当这种不公平必须接受，而且最终要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时，富人的超生特权就将对普通人的心理产生冲击。尽管这样的结果可能并非富人的本愿，但他们的地位和社会关注度决定了其行为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人们能够对穷人的超生报以同情，但对于富人的超生却深感羡慕和嫉妒。而一旦这种心理上的企望不能满足，失落将带来灼热的内心煎熬。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

　　分析?押改革法规，增加限制手段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钟逢干表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和生育理念，目前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将计划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国的人口现状和超生带来的危害。其次，对那些明知违法却依然超生的行为要加强法律制裁。富人超生还能拿到准生证，无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在经济杠杆对这些人失效的状况下，应有针对性地改革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

　　的确，不管富人、准富人，还是穷人、准穷人，计划生育都是一项基本国策，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不应动摇。没有人否认一胎政策所带来的诸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独生子女症等负面效应，但是却无法抹杀自此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３亿多人的巨大成就。

　　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