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去了以后，劳动辛苦不足为道，生活上也可以对付。比较不好受的，就是“饿书”滋味很折磨人。
父亲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可那时市面上的书实在少得可怜，其中可读的就更少了。实在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黑龙江。
当我第一次翻阅《资本论》的时候，那密集而详尽的注释 仅第一卷就有注释251条 着实叫我吃惊。原来那才叫学术著作，和当时已被简化为语录的毛泽东思想的表达方式很是不同，更与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大批判作品”大相径庭。
这倒不难理解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让任何人信奉他的学说。惟一的办法就是细致而彻底地展开说理。不错，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并声明是更早时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不过马克思的批判，至少是大量地、仔细地阅读了西方各类学术著作以后才进行的，为此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里度过了多年的时光。比照当时那些掌了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除了戴帽子、打棍子式的“批判”，究竟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以致整个人类文明的传统，下过什么功夫、又真的知道几何呢？
让人搞不懂的是从原苏联开始的那种把马克思的经济学与所谓“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的划分。我老是想冒昧地问一句：这位生于德国、曾在法国工作、最后流亡于英国并葬于伦敦高门墓地的卡尔·马克思，是不是一个西方人？（《经济观察报》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