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讯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恶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
如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熟悉每家每户的情况，很多不受“单位”控制的自由从业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超生“庇护所”，“生就生了，大不了交罚款”。
更不必提演艺界名人：或同境外人士结婚，就此获得某国“绿卡”，合法生育多胎；或者前往某发达国家生育，令一个又一个孩子自动获得出生地国籍。凡此种种，让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遭遇新难题。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超生新贵”的数目自然远远比不上“超生游击队”，但其负面影响却远远大于“超生游击队”。因为，在现有政策的制约下，中国人的生育愿望由于现实条件的有限而潜藏起来，一旦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必将导致城市居民公平感的丧失及情感上的煎熬。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导致已有所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
对于富人超生和利用高档住宅小区逃避检查等现象，国家有关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前年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出台管理意见，要求各地建立计划生育部门与城建、物业管理等部门相互协作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制度，明确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职责和义务。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钟逢干表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和生育理念，目前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将计划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国的人口现状和超生带来的危害。其次，对那些明知违法却依然超生的行为要加强法律制裁。富人超生还能拿到准生证，无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在经济杠杆对这些人失效的状况下，应有针对性地改革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