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直坚持着——送别巴金先生

　　白桦

　　我知道，近十几年您一直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监护病房里，靠医疗器械维持着必要而痛苦的呼吸。您离开我居住的地方很近，离开我的心更近。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到您了，因为我觉得在您不得不活着的时候去看您，是对您的折磨，也是莫大的罪过。但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您默默坚持着的是什么。的确，在声学意义上，您早就没有声音了。而在有良知者

的耳际，您的声音却强若雷鸣。您的心愿只有两个，一个是要讲真话，这在我们这个习惯于“指鹿为马”的人境里去还原马的真相，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您的另一个心愿是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对于一个特别健忘的民族来说，也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几千年来，不断重复着的、人为的灾难，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那样，人们习以为常。谁去思考灾难的因果呢？有人怕面对灾难的前因，因为那是一面魔镜，他们怕面对这面魔镜的时候不寒而栗，自己的面目太不美观、太不温和了。有人怕面对灾难的后果，因为他们懦弱，宿命，逆来顺受。也有些人，他们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灾难之火中的取栗者，不管由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不愿让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和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从而捣碎千古不变的锤与砧的模式，中止类似的灾难。

　　10月17日20点15分，一位记者通过电话告诉我，巴金先生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我立即想起您那双智慧、明亮、诚恳并充满悲悯的眼睛。我的眼泪随即夺眶而出，之后就是一声悠长的叹息:您终于安息了！这些年您真累、真苦！良知极度清醒而躯体却早已麻木。您张不开嘴，没办法说出您要说的话；您抬不起手，没办法写出您想写的字。虽然有时别人代您起草应该由您来说的话，也没法得到您的首肯。痛苦莫过于此了！当然，即使在您没有生病的时候，您也会宣读一些对您说来很陌生的文字，在客观上造成不应有的错觉。例如1981年10月，您在法国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您的讲稿就是别人为您起草的，某些在国内惯用的政治词语就曾经引起过欧洲知识界对您很深的误解。

　　我曾经是一个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漫漫长夜里，就开始阅读您的长篇巨著了。您的《激流》三部曲让我感动而振奋，虽然那时我还不到10岁，因为您生活过的“家”也是许多中国人生活过的“家”。从您的书里我感知到我们民族心灵上的沉重负担和羁绊，从此，我的哭泣已不再是为我自己了。后来走上战场的勇气也源于您的激励。

　　我第一次走近您和您对话，说来也已经有50年了，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作家们就像枪声刚刚响过以后的鸟儿，又振翅歌唱起来。当《文艺报》编辑部听说我要从北京到上海，顺便委托我去看望您。一个春天的上午，在门前迎着我的是萧珊夫人，她笑容可掬地带我穿过绿荫覆盖的小院，走进小楼底层的客厅。对于您来说，我只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作家、军官，您却把我当做一个贵客。拉着我，相向坐在沙发上娓娓倾谈，您向我说完了您的创作情况之后就把话题转向了我。您用您自己年轻时代的写作经验提醒我，要多写！您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这一代年青作家写得不够多，比我年青时候差得很远。说到胡风问题的时候，您只说了一句话: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因为您当时不可能知道那是一桩惊天冤案，甚至还以为文学界从此就天下太平了。更不知道您在暮年身患帕金森斯病以后，还要艰难地用手“推”出一篇《纪念胡风》的长文来，那是一篇真诚而又沉重的忏悔。您太善良了，即使像您这样智慧的哲人，也没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在“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才刚刚开始，更大、更深重的灾难还在后头。

　　第二次见到您的时候已是1957年的夏天了，又一场针对知识界的“反右派运动”正在全国更猛烈地展开。有一天，我去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看望吴强先生，在大厅里，怒发冲冠的姚文元正在声嘶力竭地批判一位“右派作家”。批斗会中间的休息时间里，我在走廊上看见您，您正在和那个被批判的作家谈话。您看见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继续用惋惜的语气对那位“右派作家”说:你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怎么能对党这样子呢？要认真检讨，要吸取教训，要洗心革面……您以为这场运动真的只是对“右派作家”在进行善意的“帮助”。不久，我在北京也被定为右派。经历了中国最长的一个黑夜之后，1979年冬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才再次见到您。作家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我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我惶恐地看见您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发言，下来以后，您还给予了我极其热情的赞许。我也注意到有一两位在反右斗争中非常尽责的“左派作家”听到一半就拂袖而去了。2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认为允许我发言就是允许“右派”翻天。

　　1981年您率团参加了在里昂——巴黎召开的国际笔会，回国后，13日在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会议作出了年内举行第二次中国作协理事会全会的决定；恢复胡风的作协会员籍；确定“茅盾文学奖”首届评奖的范围；听取筹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那天，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您。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这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祁鸣事后对我说:“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中共高层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喏喏，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却在批《苦恋》的大潮中，胸怀坦荡地为作家们大声疾呼。”至今祁鸣提起来依然热泪盈眶。

　　我知道，您一直都在坚持着，即使在病榻上。为了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您坚持呼吁国人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您坚持着。为了文学的自由，您坚持说真话，您坚持着。否则……宁肯沉默。今天，您沉默了！但仍然坚持着，您的坚持已经越过生死的界限！您的坚持如您的永恒！您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