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关注死刑复核中的盲点

　　郭国松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一项内容就涉及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死刑复核权的收回问题。虽然“二五纲要”没有明确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具体时间，但如果不出意料，这个时间预计将会在明年“两会”之前。

　　在法学界为此叫好的同时，很多人却忽视了死刑复核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法律“盲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法院核准。

　　简而言之，按照现行刑诉法设置的程序，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生效案件，都必须由最高法院一支笔核准，但死缓案件的最后核准程序却降低了一个档次，只能由高级法院核准，所谓的“盲点”恰恰就存在于此处。

　　判处死刑，却不是“斩立决”，而要等上两年才决定是否执行，这种缓期执行死刑的制度为中国所独创，其立法理念上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在中国封建社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称为“斩立决”，缓期执行的则称为“斩监候”。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死刑立即执行与缓期两年执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不同刑种。其实，死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也属于死刑的范畴，只是执行的方式不同。

　　通俗地说，对于那些“斩监候”的准死囚，其所犯的罪行已经达到了判处死刑的标准，论罪当诛，只是基于其具有法定、酌定减轻处罚的情节，才得到暂免“斩立决”的宽限。

　　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在死刑这种旨在剥夺人的生命的极刑中间增加一块缓冲地带，就是为了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刑事政策。但就像我们的很多制度一样，政策或者立法的良好愿望一经实践，有时就背离了本来的目的。死缓制度就是一个例证。

　　司法实践表明，将死缓制度引向歧路的乃是“疑罪从轻”这个祸首。由于死缓案件无须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使得死缓这种生命刑的缓冲地带，逐渐成了一些糊涂案件或者骑虎难下的案件的“自留地”，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叫 “留有余地”。

　　发生于10年前的承德市两名

　　那么，对上述案件的被告人判处死缓的理由是什么呢？判决书认定他们的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不立即执行死刑”。本案的什么“具体情况”？虽然法官语焉不详，其实圈内人都清楚，这种案件就是证据有问题，法官缺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胆量和自信。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地方各种权力相互妥协，最后以牺牲被告人利益的方式而获取平衡的结果。

　　换一种思路，如果将死缓“自留地”收回，那将是什么结果？将死缓案件一并纳入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这样设计的理由在于，首先，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下，最高法院相对地方法院而言，更具有超脱性，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开地方权力的影响，包括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讨价还价性的利益妥协；其次，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司法水平上应当更高一筹，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案件审理中的程序问题以及法律的适用，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掌控死刑案件的尺度。

　　当然，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最高法院本已不堪重负，再兼顾所有死缓案件的复核确有实际困难。因此，可以考虑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目前死刑数量仍较为庞大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只负责复核被告人申诉的死缓案件；第二步，待死刑案件的总量大大减少之后，最高法院将所有的死缓案件一律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