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  进沪费

　　新闻上海收取外埠车辆进沪费被诉

　　近日，北京市民李刚向上海卢湾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状告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向外埠车辆额外多收“进沪费”。这是继天津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征收“进津费”被告上法庭后，又一起由个人代表公众利益向地方政府提起的行政诉讼。（详见本报11月2日A16版）

　　直评请告诉我公路何时不再收费

　　“进沪费”官司会不会和“进津费”官司一样的结果？笔者不想对此作什么预言，而是注意到两案都与收费公路有关。由此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收费公路最多？

　　交通部曾经公布，2003年，全国允许设立的公路收费站（点）有3112个，其中经营收费站（点）705个，还贷公路收费站（点）2407个。有人统计过，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而在全美8．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约8000公里是收费路段。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中国的收费公路最多！

　　当然，我国的一些公路建设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企业必须偿还贷款，所以必须收费。对此老百姓是理解的。问题是，所收取的费用到底有多大的比例用于还贷？这些贷款什么时候偿还完毕？此类问题从来没有对公众公开过。另外，除了贷款修的公路之外，还有些用公共财政修建的道路也在搭车收费，把原本应当由公共财政支付的免费道路建设费转嫁由消费者承担。作为贷款道路的付费者，老百姓有权知道所通行的道路，哪条是贷款修建的，哪条是用公共财政修建的，贷款道路的还款期限是多久。可是，有关方面对此保持沉默。

　　国家曾经大力整治过公路乱收费，现在那些公然上路乱收费的现象少了，可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公路乱收费，却有增无减。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信息不公开、政府与百姓争利所造成的。

　　打造阳光政府，先要政务公开。只有政务公开才能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民主监督等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才能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中国成为世界上收费公路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显示，我们的政府离阳光政府还有挺远的距离。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1月4日文/马国川

　　辨析为公民提供公路是政府的职责

　　跳出官司输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执意不缴“进沪费”，我该不该因此失去进上海的机会？现实是，不缴“进沪费”，就进不了上海。可是，这样的现实合理吗？

　　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公路无疑就是公共产品之一。纳税人交了税，买车的人交了养路费，他们就有开车上路的权利。为了保障上述权利的实现，政府必须提供公路这一公共产品，这是政府的义务，否则就是失职。

　　而且，政府的这种义务，不仅是对本地人的，也包括对外地人。上海的公路，是用上海纳税人的钱修的，这或许不假。按照“谁付出谁享有”的逻辑，政府似乎也没有为外地人提供公路这一公共产品的义务。不过，不要忘了，正像外地人要到上海一样，上海人也是要到全国各地的。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只为本地公民提供公路，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为包括外地人在内的公民提供公路这一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职责。

　　放在“为公民提供公路是政府的职责”的视角下，“进沪费”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在于“进沪费”该不该收。事实上，在仅仅依靠政府自身力量不能为公民提供更好公路的国情下，通过政府贷款，通过企业参与等方式，公路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公民也是受益者。然而，如果政府不能为公民提供最优的公路，提供次优甚至次差公路的义务，却不能因为贷款修路或者企业修路而免除。也就是说，在花钱跑更好的路和不花钱（因为之前已经交了税和养路费，所以，车主只是不再“第二次花钱”）跑差一点的路之间，公民应该有选择的机会。恰恰，外地来上海的司机，除了交钱，别无选择。我不知道上海人开车到外地，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交钱？如果不是，那么，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是上海有关部门没有提供“免费”公路，这是他们的失职。

　　贷款修路，让企业参与公路建设，这些模式将和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公路一起，长期存在。我想提醒有关方面的是，决定哪条路采用哪种模式，应该考虑的因素固然很多，给开车人在交钱还是不交之间一个选择的机会，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且，车交多少钱，应该和走了多少需要交钱的路联系在一起。像《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外省市进入上海市的机动车，征收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用于归还上海市新建高等级公路、市区高架路、桥梁、隧道等建设项目的贷款。”不分哪条路是该收费的，哪条不该收费，只要来了就收钱，这么规定执行起来方便是方便了，却难说公平。

　　摘编自《检察日报》11月2日文/李曙明

　　纵论老虎屁股不该由消费者来摸

　　外地车进上海要缴“进沪费”，这看起来很有点儿“山大王”的做派。按此逻辑，似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挂个牌子，堂而皇之地收“买路钱”了。现在有人敢于摸老虎屁股，起诉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但凭借北京市民李刚的一己之力，能否将一个政府部门告倒，赢得这场公益诉讼？即使官司赢了，这一荒唐的行政行为会不会寿终正寝？这些都是让人心里没底的问题。

　　类似“摸老虎屁股”的行为并不少，有人状告铁路部门春运期间野蛮涨价，有人状告火车上消费不给发票。但这些诉讼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铁老大”春运期间照样理直气壮地涨价，火车上卖东西照样不主动给发票。

　　按理说，但凡公益诉讼，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总得有个组织给咱老百姓出头才是。但现在却是，无论哪一次公益诉讼，总是那些具有“堂·吉诃德精神”的消费者冲在最前头，凭一己之力和一个政府部门过招。结果往往是，要么这些“堂·吉诃德”耗不下去了，撤诉走人；要么是消费者千辛万苦赢了官司，但也只能拿回自己多交的几十块钱，见不到对政府部门或企业侵权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判决。这样下去，肯费时费力进行公益诉讼的人，还能有几个？

　　说起公益诉讼，通常让人感觉气势宏大，却从来没有一个组织替消费者担当原告角色。前段时间，那些洋快餐食品安全事故不断的时候，曾经引发过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虚置”的大讨论，但讨论来讨论去，却还是没个说法。公益诉讼该由谁来替消费者打，依然不得而知。

　　要保证公益诉讼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一方面应该尽快明确代消费者行使诉讼权利的组织机构，是政府部门也好，是民间组织也好，总之，不能再让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冲在前面。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判决要尽快引入惩罚机制，要对侵权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判决。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1月4日文/赵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