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玩家的社会责任和法律底线

　　汤啸天

　　●所谓播客，英文名为Podcast，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上，通过软件或者网站，为个人提供自由上传和下载个人音视频作品的服务。播客凸显的是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张扬，符合当代社会尊重人权、崇尚个性张扬的特点

　　●但是个性的张扬，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个性有高雅、低俗之分。法律允许的只是无害他人、无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个性张扬。在互联网上利用音频、视频技术张扬个性，就等于是向全世界推销其个性。对这种自我推销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播客技术更加有利于释怀。在法治社会，对于释怀应当给予最大可能的宽松环境，但是，释怀毕竟是一种个人情感的宣泄。个人情感健康与否、该情感的广泛传播是否可能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都是必须考量的

　　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迅即普及的时候，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是人类的福音，科技被运用于违法犯罪则是横溢的祸水。

　　以近期兴起的“播客”为例，其技术含量颇高，但是，进入的门槛却很低。有关视频、音频、传输等技术原理均已对使用者“省略”，只要你准备好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一个耳麦，到特定网址下载一个免费的软件，你就会成为播客。所谓播客，英文名为Podcast，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上，通过软件或者网站，为个人提供自由上传和下载个人音视频作品的服务。播客凸显的是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张扬，符合当代社会尊重人权、崇尚个性张扬的特点。由于进入的门槛很低，可以充分满足各层次人群的表达、交流、求知、互动需求，也对其他技术、技能产生了极强的吸纳、聚汇、融合作用。五音不全的人也许一辈子也不可能登台演出，但是，他却可以借助播客把自己的歌声传向世界。正因为播客技术的开放性，其“双刃剑”效应更强。当我们享受技术进步成果之利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技术进步的成果都有可能被扭曲使用，给人类带来挥之不去的烦恼。当今，防止播客成为违法犯罪的工具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播客其实是私人性质的“类媒体”。随着公民言论自由日益受到保护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发个人的“声音”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指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载体、渠道或技术手段；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播客玩家虽然不是取得专营许可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社，但是，客观上已经具有制造、编辑、发送、传播信息的功能，称之为“类媒体”是并不为过的。当然，播客玩家所做的一切绝不是为了“自说自话”，有人回应，有人叫好，有人围绕着他的话题展开讨论，才是最大的成功和快乐。无论是直接对着摄像头唱歌跳舞或是喃喃自语，播客玩家所追求的都是个性的张扬并得到他人的欣赏。

　　这就意味着播客向传统的社会控制提出了某种全新的挑战。按照传统的理论，任何媒体在采、编、播的过程中都存在“把关人”，即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审查。如果从手机短信发送无事先审查的角度说，手机并不是媒体；而从图文信息群发的便捷性考察，手机又胜似媒体。同样的道理，从播客玩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记录和表达自己的功能分析，播客同样胜似媒体。应该看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保证网络传播技术的开发和商业运用与进入网络传播的内容开发、生产已经明确分工，即技术所解决的是信息的记录、保真、传输、接收，至于信息内容的正误完全取决于内容的生产者、提供者。即便日后在技术上突破内容审查的难题，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运行利润依然只能通过足够的信息流量才能获取，苛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信息内容的全部审查责任也是不现实的。通俗地说，宪法关于保护人权和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解决的是可以“发声音”的问题；网络技术解决的是可以把“声音发出去”的问题；播客使用者必须解决的是“发什么声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法律规定的，自律是需要践行的。对播客玩家而言，丧失自律必将失去自由，自律比自由更重要。

　　但无可置疑的是，个性的张扬，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这些年来，人们的竞争意识也渐渐融入休闲娱乐的过程，相当一部分人在“玩”的过程中追求成就感，把“玩”当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畸形的个性张扬也已经出现。将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的音像资料公诸于众，将自己的生活感悟表达出来与他人分享，的确是一种“自主化”的“个性”张扬。但是，个性有高雅、低俗之分。法律允许的只是无害他人、无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个性张扬。更为关键的是，在互联网上利用音频、视频技术张扬个性，就等于是向全世界推销其个性。对这种自我推销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已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国全面生效的《1998年人权法》第8条就规定：“人人有权使其私人和家庭生活，其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公共安全或国家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或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媒体的需要和欲求动因有三：其一是求知，即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和知识，消除不确定性；其二是参与，即通过媒体取得与其他个体交流的话语权，在互动中彰显自我，并借助媒体实现最大可能的传播；其三是释怀，即利用媒体表达心声，倾诉心结，释放自己的情感积累，寻求分享与共鸣。而播客技术更加有利于释怀。对公民而言，非禁止则自由，张扬个性显然不在禁止之列，但是，个性的张扬不可能仅仅与个性有关，个性总是具体的、社会的、与他人有联系的，任何人的个性中与社会、与他人有关联的内容被张扬于全球的时候，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相应地扩大了。在法治社会，对于释怀应当给予最大可能的宽松环境，但是，释怀毕竟是一种个人情感的宣泄。个人情感健康与否、该情感的广泛传播是否可能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都是必须考量的。当播客技术用于释怀的时候，一是，“匿名效应”会使得主体的胆量陡增；二是，制造和上传图文、声音时现场没有监督力量的存在，缺乏“慎独”能力的人极易失足；三是，拼命吸引他人眼球的动力会导致主体出现登峰造极的表演。鉴于此，网络空间的个性张扬有可能导致“人来疯”。任何主体在向陌生人展示自我的时候必须切记，播客正在“剥”下你的“壳”，张扬个性绝对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

　　(作者为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处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