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夹缝中的智慧生存:时代油彩难掩旧式优雅

　　在荣毅仁身上，时代的油彩总是难以掩饰传统的优雅与商业大家的智慧

　　本报记者 张雁丽

　　全世界的资本家当中，或许只有中国的资本家身上的颜色最为丰富：在台湾分蓝、绿，在大陆则多半与“红”有点牵连。

　　自从近40年前把全部产业交出来与政府公私合营以后，荣毅仁就成了大陆最红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甚至在十年文革被打倒期间，他也享受了很多当时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享受到的保护。

　　从1979年至1993年，从63岁到77岁，荣毅仁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在他领导的14年间，中信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共创办了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到本世纪初已超过800多亿元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跨国集团。

　　对于中信的辉煌，荣毅仁说：“其实我们也说不上创新，不过是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拿过来加以消化改造，便成了中国式的东西罢了”。

　　传奇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它浓缩了那个时代与人生的精华。

　　对于他的过世，很多人出言谨慎，以至媒体上的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炒冷饭”——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前任的国家领导人，是中国现代职位最高、最成功的红色资本家之一。

　　对于一个开创时代、改写历史的人，人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敬称。但中信人对他的一个尊称是始终不变的：老董事长(荣董)。

　　夹缝中的智慧生存

　　历经三朝五代，荣氏家族早已非一般工商业富豪可比。他们是“看不见的顶层”，是网上的伪贵族们做梦也达不到的豪门。不管是红还是黑，各种时代的色彩只是丰富了他们的财富家史，让他们更为神秘更为传奇。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在朝还是在野，为官还是为商，荣毅仁始终表现出一种应对自如的大智慧。厚厚的时代油彩总是难以掩饰他身上中西合璧的旧式优雅。

　　在上个世纪的发家史中，荣家与政府的关系也并非总是默契。北伐时期，蒋介石要求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为由拒绝。蒋介石一怒之下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斡旋，花费十万银元，才得解脱。直到临近解放，荣毅仁还被敲诈了一万美元。在一个变乱无常的时代，破财免灾是商人最基本的生存之道。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荣毅仁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怀抱的憧憬，对清明政治的期待。

　　商人——红色资本家——新中国的副市长、副部长——红色资本家——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一生在两种制度、两种身份间不断转换。他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

　　1956年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一职， 记者问他今后的工作打算，荣毅仁说：“人民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守职尽责。”

　　上世纪70年代末荣老板衔命创办中信，用借债、租赁等方式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这些在某些人看来过于超前的做法引来了非议。荣老板在一次“上书”中申诉：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在生意上，荣毅仁素以眼光远大、善交朋友著称。1987年荣毅仁在美国接受“良知奖”时说：“生意是靠人来做的，如果双方真能以诚相见，即使一时做不成生意，仍可做朋友，要把眼光放远些。在经济活动中，双方要有‘生意不成人情在’的气概。”

　　在旁人的眼中，荣毅仁是个谨言慎行之人，很少就自己的经历发什么感慨。在他复出之后，一次与海外圣约翰大学校友的对话中，他讲过一段比较动感情的话：“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掌握了真理，就能为祖国增光”。

　　这就是一个中国商人的智慧：他可以献出全部家产；也可以平地打造一个价值800亿的金融帝国；最重要的是，他要教出一个同样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儿子并帮助他成功。尽管着洋装、读洋书、说洋文，浑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但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传统中国人——他信奉的信条、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仍是中国商人传统的信念与智慧。

　　离政府越远，离市场越近

　　1987年前后，香港回归成为定论，一股资金外流潮骤然袭来。荣毅仁趁势直入，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这一系列大手笔的收购使香港媒体一片惊呼：荣毅仁“收购香港”。 在中信、光大等中资公司发起收购战之后，投资于香港的内地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千家，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中资企业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这也维护了当时香港的经济稳定。

　　政府与企业、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造就了八十年代官办公司的辉煌，也为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光大集团的巨额不良资产中，接受中国投资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到相当比例。中信集团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也形成了一部分不良资产；更有不少国有信托机构陷入地方政府的债务泥潭之中被迫关闭。另外，企业的官办色彩使得个人决策权力不受约束，市场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监控，腐败和渎职行为时有发生。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内地和海外经济交流日益密切，“红筹”已经逐渐蜕去早年的政治色彩，而逐渐成为在香港设立的中资公司或中资控股公司的统称。

　　而荣老板倾注最大心血的中信集团则在2002年宣布改制为国内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同时改制的还有另一位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创办的光大集团。像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这两家国内最大的金融企业集团已经逐步转向股权多元化。

　　荣毅仁本人在1993年离开中信就任国家副主席一职，成为“红色资本家”中官职最高者。王光英则在当年就任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而早在1978年，他的爱子荣智健已经凭一张单程签证入境香港，在家族的资助下开了一家电子厂。九十年代之后，已经是香港人的荣智健凭借乃父的人脉、背景和个人才干纵横香江，掌控香港“中信系”的旗舰公司中信泰富，并成为胡润财富榜上的第一富人。

　　“离政府越远，离市场越近”，光大集团的现任董事长王明权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似乎可以看作“红色资本家时代”谢幕之后，企业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一种反思。

　　“仔细观察这些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正静悄悄被两地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互来互往所代替。”新加坡联合早报谭蕾这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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