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 拉动流行病国际协作

　　-本刊记者/廖素冰

　　10月中旬以来，整个世界笼罩在禽流感的阴影之下。由加拿大政府倡导的国际协商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全球协作预防禽流感的序幕，但这还需各国更多的合作与信任。

　　10月19日，中国入秋以来第一

　　场禽流感疫情在内蒙古爆发，短短一周之内，湖南和安徽也相继报告发生禽流感。

　　目前基本证实，此次禽流感的全球爆发与候鸟的迁徙密切相关，凡是候鸟途经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禽流感爆发区。这使得各国在边界、海关加强检疫，禁止从病源国进口产品等传统预防方法失效。

　　更另人担心的是，若禽流感在防护水平低下的东非国家爆发，人类将可能感染。而变异后的禽流感病毒若在人际间传染，将变成全人类的灾难。

　　因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目前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全球各国联合起来，建立全球协作机制，共同防范这一即将威胁全人类的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些国家在应对禽流感上由不情愿到后来的承诺和负责。这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承诺，这是一个改变，所以现在让我们乐观的是这种政治承诺。”

　　中国和亚洲的努力

　　现在，各国已经意识到全球协作的必要性，并努力为之。一场包括信息沟通、药品流通、技术援助、科研协作、损失共担等方面在内的合作在近2周内逐步展开。

　　10月21日，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高级卫生官员的联席会议召开，三地官员签署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旦爆发大型传染病时的应急措施，在人力、技术和物资方面建立互信支持的机制。

　　在禽流感最早爆发的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透明的禽流感上报机制，世界卫生组织从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得到了全力控制禽流感对外蔓延的承诺，并得到部分上报信息。

　　中国政府吸取了2003年非典爆发的教训，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疫情，连续召开几次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主动与国际组织合作，与过去相比，信息的透明度、应急反应速度明显增强。

　　在中国农业部10月28日召开的面向国内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谈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合作做出的努力：卫生部与FAO、WHO建立了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向有关国际组织通报中国禽流感防控政策及疫情状况；积极参加有关国际和区域禽流感防控会议；对越南、泰国、朝鲜、蒙古、印尼等国家开展禽流感防控技术和物资援助。

　　贝汉卫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应对禽流感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努力得到了快速的改进。在全球协作上，各国政府的姿态如何直接影响到全局的进程。

　　国际支援

　　亚洲开发银行10月24日发布报告称，禽流感若演变成“中等程度的流行病”，估计会对亚太区造成900亿至1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由于防疫是遏止禽流感爆发流行的关键，因此该行将提供5800万美元进行防疫计划。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托尼·阿博特表示，澳大利亚将向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禽流感援助，以抑制禽流感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目前，澳大利亚已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5万个疗程的抗病毒药物“达菲”。他说，“我们已经向印尼提供1500万澳元(约合1100万美元)，帮助其监控与防范禽流感疫情。我们准备再提供1500万澳元，帮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对于非洲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协助它们加强侦测野鸟和家禽，并且改善实验设备，使之能够及早侦测出禽流感的爆发。粮农组织目前正在帮助印度、孟加拉这些南亚国家建立禽流感监测体系。

　　更具有全球意义的是，WHO近期向167个国家发布了禽类扑杀原则，WHO主动承担起了全球领导义务。欧盟的反应更为迅速，他们早已做到在同一时间分享信息，向成员国发出储备药品的建议。

　　10月25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30多国卫生官员部长级会议迈出了国际合作重要的一步，美国和加拿大承诺支持全球协作。各国同意由世界卫生组织来领导这场同禽流感的抗争，其他国家则扮演支援的角色。

　　回顾2003年，从WHO针对SARS发出全球警告，到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仅仅用了四周多的时间，WHO将其归因于全球13个实验室不同寻常的合作。SARS合作网络的倡议人和协调人施托尔仅仅依靠卫星通讯和互联网，把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顶尖实验室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跨国界、跨实验室的紧密合作前所未有，在面对流行疾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威胁上，科学保持了开放的心态。

　　全球合作仍有困难

　　国际合作的道路也并非如此顺畅。也正是在这次渥太华30国部长级会议上，由墨西哥和泰国提议，富国拿出5%至10%的流感疫苗，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的计划没有获得大会通过。

　　贝汉卫也谈到了疫苗数量的不充足，“拥有国与未拥有国之间的不平衡差距很大。”

　　加拿大和美国提出，发展中国家先依赖WHO现有抗流感药物和疫苗的存货来预防疫情的爆发，之后另外8到10个也有存货的国家将在必要时，供应药物和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美国先将为数不多的疫苗拢在自己怀里，美国的意思很明显：我支持全球协作，但得先顾自己，别人向WHO要去。

　　疫苗之争涉及了全球协作最关键的利益问题，在跨越国境、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协作上，还需要一个利益杠杆来协调各国间的平衡。

　　由于对治疗禽流感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的专利权控制在瑞士罗氏公司手里，而面向突如其来的疫情，罗氏公司的生产能力不足。罗氏公司预计2005年仅“达菲”一种药品就可为公司带来6.6亿欧元的盈利，在丰厚的利润面前，罗氏公司迟迟不肯开放专利权。这直接导致了全球有能力的“富国”纷纷抢购“达菲”药品，以应付自己国家可能面临的禽流感疫情，“穷国”只有干瞪眼。

　　罗氏公司的做法遭到了全球舆论谴责，公司被指责“罗氏公司正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类健康之上”。

　　10月18日，在美国国会等方面的强力压力下，罗氏终于同意向四家美国公司颁发“达菲”生产许可证。法新社报道说，瑞士制药业巨头罗氏公司(ROCHE)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共同合作。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员乐卫东先生在美国深造、工作了16年，经常组织国际医学的交流与合作会议，熟悉全球医学合作惯例。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时，公司利益必须退后。

　　乐卫东说，“目前全球协作的几大困难：信息交流欠缺、全球性合作网络并没有建立、除了WHO外无人做领头羊、经费不足、民间交流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此外，国家利益、科技机密、意识形态等潜在因素也不容忽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建设自己的防疫系统，改善政府工作效率，甚至可以得到资金技术的直接援助。但也可能因贸易限制而对疫区国带来经济上的严重打击。

　　但是，“在一国问题也可能是全球问题情况下，建立一个全球协作反应系统是必要的。” 贝汉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