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汞都：三个男人的矿山现实

　　检修工段辉发

　　10月13-14日，阴，有雨。

　　屋里的电视开着，正是“神六”飞天的直播。主人却打麻将去了。麻将是这些无业矿工能赖以消磨时光且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听说记者来访，53岁的段辉发打完最后一圈，匆匆返家。今天他手气不好，连连说，“少输当赢，少输当赢”。

　　段的父亲是搬运工人出身，育有四子一女，段辉发排行第三。1956年时值大跃进时期，各地搞大开发热热火火，贵州汞矿也重新开矿招人，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热血青年，父亲领着一家人从临县玉屏迁到万山。那年段辉发4岁。

　　年纪虽幼，彼时的住房还是给段辉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树干打桩，用篾条里一层外一层夹起，墙是用篾片、稻草和着泥巴糊上去的，再蒙一层纸，干了后粉上石灰。

　　段辉发现在的住房有46平方米，2001年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刚把房款付清，上头就说这里是采空区，必须搬迁，“统一迁到犀牛井”。

　　贵州汞矿是中央企业，水银用于国防，也属于国防厂矿，驻有军代表。文革时期各地生产不正常，但贵州汞矿几乎没有停过产。

　　1966年段辉发进初中。没有课本，学校把当天要学的内容印在纸上，上课时一人发一张。文革开始，才念了三个月初一的段辉发又回到矿山小学，“读七年级”。他终于没念完初中。

　　段辉发喜欢文艺、体育，被抽去唱样板戏，经常排练，到处搞宣传。他自诩“万金油”，唱歌跳舞、篮球乒乓样样不逊，他参与表演的舞蹈曾在铜仁地区的比赛中拿过二等奖。1970年，他所在的宣传队被特区征调，按当时的政策，没接到通知书的，另行安排工作。

　　段辉发没有拿到通知书，他被认为有历史污点——父亲被国民党抓丁，当了几年兵，剿匪时有个匪首被打得奄奄一息，请求父亲“给他个痛快”，父亲补了一刀。文革时就说他父亲“乱杀无辜”，其实这土匪是地方一霸，恶贯满盈。

　　因着这“污点”，兄妹三人无一被安排工作，段辉发去了高路坪公社插队，这是1971年3月25日，在段的记忆里永远难于抹去。

　　1975年12月知青返城，段辉发被安排到贵州汞矿冶炼厂工作。

　　冶炼厂的职能是，把运来的矿石破碎，然后送进沸腾炉焙烧、炼汞。段辉发在破碎工段搞检修，很少下井，只是在“有重要任务时”，比如偿还苏联贷款，井下搞大会战，他被抽去支援几个月。

　　段辉发认为汞矿最红火的时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光冶炼厂就有100多吨的生产能力，品质也高。

　　他记忆里的好日子就是那段：每月发三四十块钱，两斤肉票(咸肉)、一斤白糖票，每天还有三毛钱的“保健”，在食堂能打一份肉；那时候生活水平一般，但干起活来愉快，思想单纯，不像现在这么放肆 ；文化生活欠缺，但“人不空虚”；一旦有电影看，大家“挤得轰轰烈烈”……

　　“恼火”的日子

　　段辉发从来没想过汞矿会枯竭，在他看来，他们这代人靠汞矿生活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谁知矿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矿工们有自己的理解，一位矿工的日记对矿山的没落这样表述：1980年代中期，政策多，鼓励企业搞什么横向联营，本来贵州汞矿日子还可以，但矿上领导抽出资金到榕江、三都等地建矿、搞联营去了，资金抽薄，该涨的工资涨不到位。80年代后期，资源濒临枯竭，产量下降，加上“管理不善”，领导私心一重，日子就更“恼火了”(困难)。

　　段辉发属于“特退”——在有毒有害环境里连续工作13年以上，可享受“特退”待遇。2002年5月退休，段辉发刚好到天命之年(50岁)。

　　退休时还闹了大风波。贵州汞矿宣布破产，按文件精神，水、电、学校移交地方。“但地方嫌我们人多，承受不起，无法执行这个文件。”段辉发说。汞矿供电所60多人，女工满45岁的办退，男工只有三人符合条件办退，段是其中之一。“结果有30多个男工，残疾的，年纪比我还大的，都移交给了地方供电局。”

　　段辉发认为自己被破产清算工作组“骗了”，语气充斥着怨怼——“他们现在是特区供电局退休职工，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日子当然他妈的好过多了！”

　　现在段辉发每个月领着590元的退休金，妻子康瑞莲2001年5.38万元买断31年工龄，现在享受577元/月的养老金，比一般矿工日子稍强。此前她在汞矿医院当护士。医院移交地方，她本可以继续干，“但看到医院的混乱状况，领导进药、进设备吃回扣，职工工资却欠发，看不惯，干脆买断回家”。

　　儿子

　　段辉发心宽，汞矿垮几年了，索性懒得再去想，24岁的儿子段宜瑞目前是夫妇俩最大的烦恼。1998年里里(儿子乳名)考上汞矿技校(最后一届)，在学校里听老师说矿山要垮了，便无心再读，没毕业就出来了。

　　儿子要做生意，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开张才一个月，网吧就常闹事，一次打斗中里里把别人打伤，网吧开不成了。入股的4台电脑，是段辉发亲自去怀化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最后处理成7000块。

　　此后里里的生活轨迹就乱了套：到北京当保安，嫌生活不习惯，三个月不到便回来了；又去贵阳念武术学校，交了4000块学费，学了一个月，发现“学校不见了”；8月份去武汉，揣了1000块，一个礼拜就回来了，钱一分不剩；然后四川、广东……

　　10月14日这天上午，段家来了两名便衣，询问夫妻俩儿子最近的动态，“最近有没有和那些‘粉仔’(吸毒者)在一起”。送走公安，康瑞莲连连叹气，说所以希望里里出去闯一闯，这里“搞粉”(吸毒)的太多，担心他走岔了道。段辉发则骂上了：“毒品危害为何那么大？我就怀疑，抓了罚，罚了就放，不知是干什么吃的。治安太差，吸毒的太多，所以盗窃案频发。”

　　儿子出门三天了，这次是去浙江，还没给家里来电话。临走前，母亲偷偷塞了800元，不敢让父亲知道。

　　儿子怕父亲就像耗子怕猫，耗子和猫感情能好吗？父亲教训儿子的方式通常是，一脚踹去，被踹的两个小时站不起来。

　　谁也没想到身上活跃着文艺细胞的父亲暴力的一面，母亲私下里给我讲了几件体现父亲暴力的事：还念初中时，儿子老旷课，一次在家做作业，父亲在厨房做饭，一边做事一边骂儿子，越说就越冒火，冲出厨房，手拿电工刀，冲着里里正在茶几上做作业的手狠命地插下去。亏得里里缩手快，刀插在茶几上里里左手的位置，没进去一半。儿子脸都吓白了，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工作上的不顺心带到家庭里来了。康瑞莲说。

　　“17岁那年通知里里去当兵，招兵的来通知他几次，他不愿去，说帽徽领子一脱，啥都不是。他爸爸脾气来了，两句话不对头，就一耳光打过去。单位里也这样，还在车队时，领导骂了一句‘你妈的B’，他冲上去就是两耳巴。被罚了20块钱，这还是1993年的事。就这性格，你说工作上能如意吗？”

　　段辉发有一天找妻子商量，说干脆把儿子捆在床上，通上电，狠狠地打上一顿，死死地打，总比在外学坏强。话被里里听到了，儿子背了书包，吃住在网吧，几天不回家。

　　父子两年时间不说话了，母亲不在家时，儿子就不会回家。一次儿子被打得实在无奈，冲着父亲喊：“你再打我，我叫社会上的人来搞你，看哪个利害。”父亲瞠目结舌。

　　只要不和那些“粉仔”搞在一起，儿子理不理自己段辉发也无所谓，“我明确告诉过他，要是抽上了，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最见不得这些粉仔，有厌恶感。”

　　因“汞矿破产造成的分配不公”，矿区上访不断。让康瑞莲宽心的是，丈夫没参与过任何一次上访。“我想的是，有点钱，能把日子过下去，身体不垮就行了，不能搞到家破人亡。”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

　　松岩工谢国斌

　　10月15-17日，小雨。

　　“记者来了，工作要做得保密一点，大家出去不要乱说，别让他们正事都干不成。”

　　下着小雨。十来个老工人在二坑一位矿工家中集会，研究上访、诉讼的对策，这样的会是经常但不定期的。我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集会，这是10月15日上午9时许。

　　一个着黑西装的中年男子打断了别人的发言，一再叮嘱大家要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

　　中年男子叫谢国斌，48岁，长脸，面黑，端重，坚毅；他西装里的衬衫领子白得让人发慌；嗓音嘶哑，说是井下炮烟中毒，但话语锵铿，有沁人心脾的力量。

　　“我们现在要解决三大问题：一，贵州汞矿关闭破产遗留问题；二，贵州汞矿2.44亿的固定资产的去向问题；三，24个部委已经形成的方案和预算，地方政府在处理时是否有越轨行为？我还要强调的是，贵阳一定要去，北京也要跑，要把集会进行下去。”

　　他们的集会和上访从2002年就开始了。今年9月5日，谢国斌和其他8名矿工又去了北京，这是他们第6次进京上访，贵阳更是去了无数次。在北京10天，9人每天只吃10碗饭，没一天饱过，睡北京南站某地下室，16块钱一晚。天天想着的是，问题严重且棘手，若得不到国家有关部委的接见，如何向矿上5000人交待？每个人的心头都“沉甸甸”的。

　　四万的保命钱

　　谢国斌还住在1960年代建的老平房里，三间房，两个孩子一间，夫妻一间，另一间是厨房，显得很局促。妻子外出打工，女儿上了大学，岳父住在另一处，只吃饭时过来，儿子复读，平日里，就谢国斌一人。

　　谢国斌的父亲是长征干部，“与贺龙一起，在沿河、思南一带活动”，朝鲜战争回来后，“带了一个连的部队进驻贵州汞矿，驻扎在黑洞子，他们叫他谢排长”。1959年饿饭年月，老乡给了谢排长一个南瓜，就为了这个南瓜，地方领导整他，过不了粮食关，远走他乡。

　　临走前，父亲怕连累母亲，办了离婚。那年谢国斌两岁，母亲改嫁后又育三子一女，而父亲终身未娶，1989年去世。

　　1980知青返城，谢国斌作为松岩工下井工作，放了炮后把矿石松下来。井下三大工种有毒有害，凿岩、松岩、掘进运输，汞毒对身体危害表现在：手抖，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脑血管硬化、血脂高、血脂浓。谢国斌的嘶哑嗓子就是长年井下工作的后遗症。

　　谢国斌1985年结婚，爱人杨秋菊在一坑当会计，2003年4月从汞矿退休，每月470.30元的退休金，谢国斌则在2001年买断工龄，一次性获得补偿44657元。

　　这笔钱谢国斌“一直不敢动”，女儿今年上四川大学，学费4000元，儿子复读高三，学费600元，“不存着哪付得起”？岳父靠谢国斌赡养，他不享受低保，只能靠这四万块的“保命钱”。

　　10月11日(重阳)是杨秋菊的生日，谢国斌给妻子打了十来分钟的电话(通常是，响两声，挂断，妻子回过来，她有300块钱话费可报销)，身体好不好？儿女乖不乖？殷殷嘱咐，恋恋不舍。

　　退休不到半年，杨秋菊就去了安顺一个锑矿当会计，老板是谢国斌的朋友，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把锑矿卖给了一个福建商人。福建老板留下了杨秋菊，并让她去温州的卷闸门厂做财会，浙江贵州两头跑，每月收入1800元，一年回来一次。

　　两个孩子是龙凤胎(孪生姐弟)，从小听话，学习上从不用谢国斌操心。姐弟俩在铜仁黔东念的高中，三年里，全年级第一姐弟俩轮换拿。因成绩优异，学校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给谢国斌减了三年负担，“省了不少心”。

　　谢国斌的教育从姐弟俩懂事开始，他的方法：娃娃有天性，摸不得要摸，摸了要拿，不行；我们从不给钱，要吃什么家里都有；弟弟犯了错，姐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罚站，姐姐错了，弟弟画圈，不打不骂；生活上不攀比，学习上争上游。

　　两姐弟着实给这个清贫的矿工家庭争了气，今年高考双双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弟弟588分，姐姐584分，离录取线分别差4分和8分。

　　姐姐被四川大学录取，弟弟拿到了江西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放弃了，他选择复读，他的目标，还是同济。姐姐很委屈，父亲做了十几天的工作，她才打起了去成都的背包。

　　姐姐杨华，随母姓，弟弟叫谢振，取“中华振兴”之意。夫妻至今20年，没真正吵过一次架，妻子在工作上遇到问题，领导乱报吃喝账、让她做假账，她解决不了，回家撒气，谢国斌背上儿女出门散步，待她气消了，再沟通。妻子生产时子宫大出血，身体受损，一直恢复不过来，谢国斌比她长5岁，懂得照顾人，家务活全包，“连冷水都不让她碰”。

　　谢国斌说：“我是50年代过来的人，通过粮食关，大难不死，遭遇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日子刚刚好过点，又碰上企业倒闭……既然是个男子汉，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责任，不能让妻儿受苦受累。”

　　妻子是会计，一家人竟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工资甫一发下来，就记入账本。谢国斌从柜子里翻出四册成年账本，谢家的第一笔账始于1986年4月(见下表)。

　　女儿杨华独自去的成都，临走的前夜，谢国斌拿出账本给姐弟俩看，父亲说：我不要你们还的，只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花了多少钱？值不值？要搞清楚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父亲的带动下，姐弟都有一本自己的账，杨华每月的生活费是400元，父亲让她“合理利用这笔开支”。

　　谢国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凭着家传的行医手艺，他并不为吃穿愁。作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每个月总会有四五个病人求医上门，“挣个八百千来块不是难事，比外出打工强吧。”

　　他的专长是骨科，结石、高烧不退、半身不遂也能帮助解决，治不了的他从不强行施药，他会说，“另请高明”。

　　夫妻俩目前的计划是，苦心孤诣把一对儿女盘出来，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就算完成任务，毋须他们的回报。“然后我们买套房子，终老。”

　　67岁的岳父得到谢国斌很好的照料——谢说他要做给儿女们看，因为“爱是可以传承的”。老人在1981年失去伴侣，1989年再婚。后娘长得漂亮，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一天到黑在外面飘”，谢国斌夫妻俩都反对这桩姻缘。但老人执拗，便由了他。

　　后来，后娘把谢国斌21岁的大姨妹卖到了河南给人做媳妇，具体卖到何处，卖了多少钱，全家人一无所知。岳父气倒了，天天喝酒，喝了睡，醒了再喝。1992年的一个凌晨3时，岳父从井下出来，回家便看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男人，后娘一惊，提起酒瓶往地上砸，说吵了她睡觉。岳父自顾喝酒，喝着喝着忽然气从心来，从床下提了斧子，一斧砍向后娘，后娘倒在地上，岳父连下21斧……

　　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坐了五年牢，2000年保外就医。每个季度，谢国斌都要督促他写份思想汇报寄往监狱，他还叮嘱儿女，要尊敬外公，“父母能做到的，你们也要做到”。

　　回忆20多年的矿工生活，谢国斌认为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一对不用操太多心的儿女，和一个温情和睦的家庭。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是高中毕业生，工人里的秀才，各种报告、上访材料多出自其手。不怕报复吗？我问他。“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没人敢动我。”这回答多少有些率真。屡次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何还要去？“不去更解决不了问题，去了总会有希望。”

　　这位坚毅有力、矿工出身的汉子，这位《沙家浜》里唱胡传奎、《红灯记》里唱鸠山、《智取威虎山》里唱二爷的汉子，爱好文艺，柔情似水。

　　受父亲影响，杨华开朗外向热爱文艺，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可让谢国斌一直遗憾的是，父女俩从没同时演过一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