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给欠薪者定罪合理合法

　　对恶意欠薪者增设刑事责任于法有据吗？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明确表示，立法增设刑事责任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有法律依据。因此，他对此表示支持。

　　他说，国际上很多国家规定，欠钱恶意不还的就构成犯罪，而在我国，这方面观念还没转变过来，在法律法规上也没有明确规定，这对清理“三角债”保证法院“执行难”方面

，都造成了困难。

　　朱列玉说，刑事立法上对是否构成犯罪的确定，首先就是看其是否造成社会危害，如果构成社会危害，就可以确定构成犯罪，确定罪名。而欠薪的社会危害性恰恰就非常大。他说，民工是社会最底层民众，他们为了获得微薄的工资，付出艰辛的劳动，供给衣食住行、老人赡养、小孩读书等等。一旦发生欠薪，直接造成民工上访、堵路等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危害性可谓极大。

　　因此，朱列玉认为，可以考虑修改《刑法》，增加相关规定。或者，可以由全国人大以单行的决定形式，确定这个新的罪名，从而保护广大民工等普通劳动者。

　　企业主：判刑应区分情节轻重

　　针对欠薪可能要被判刑的建议，企业主是怎么看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企业主，白云区一位私营企业主刘董事长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是否判刑应严格区分情节轻重，恶意欠薪影响特别恶劣的才应判刑。

　　刘董事长来自台湾，在白云区开办了一家私营的工艺品厂，工厂本身在当地合法经营，并无不良纪录。但当刘董事长听说企业主欠薪可能要被判刑的消息时，他还是吃了一惊。“太严苛了一点！”他说，工厂老板本身也是希望把工厂办好，工人拿不到工资就不会为工厂卖力，最终吃亏的还是老板。因此，绝大多数老板不到最后关头，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是不会拖欠工人工资的。如果对他们动辄以判刑来惩罚，太严苛了一点，毕竟让他们好好经营，可以养活很多人。对于那些恶意卷款逃匿的包工头、工厂主等，刘董事长认为，这部分人确实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适当判刑也是可以的。

　　肇庆市侨兴实业发展集团董事、总经理陈浩则表示，欠薪现象目前比较严重，对某些恶意欠薪者光采取经济处罚可能还不够，因此增加设立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措施，会令一些企业主在欠薪时考虑违法成本，从而规范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因此，他赞成增加设立刑事处罚的措施。（专题撰文 时报记者停云）

　　编辑点评 “广州经验”治欠薪值得期待罪

　　到底该如何治理欠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棘手问题。在全国人大检查组来广州执法检查期间，广州市提出“对欠薪者实施重罚，严重者可以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看到这个消息，饱尝欠薪之苦的民工兄弟或许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今后《刑法》中真有了“拖欠工资罪”，相信那些无良老板们在拖欠员工工资时得考虑一下后果了。

　　广州外来工多，流动人口多，个体工商户多，这些客观条件导致了劳资纠纷问题相对较多。而95%的劳动保障突发事件都是由欠薪引起，足以表明欠薪这个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劳动监察部门尽其所能地为民工兄弟讨回了一笔笔血汗钱，但《劳动法》对欠薪者的处罚不力、相关部门对欠薪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力，决定了欠薪问题在短期内的必然存在。

　　我们不支持外来工用跳楼、堵路等过激行为追讨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在谴责恶意欠薪老板的不道德之举时，是否也应反思一下，是什么让他们产生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心态。毫无疑问，是法律对弱者权益保护的缺位，是得大于失的利益诱惑，让老板们敢于铤而走险。因而，此次广州市提出对那些恶意欠薪者轻则“关门”、重则判刑的建议应该是个积极有效的措施，用重典来约束恶意欠薪者，在当前的劳资环境下，似乎是个别无其他的选择。

　　其实，广州乃至广东在处理欠薪方面有过一些经验创举，比如立法规定“欠薪逃匿”承包人欠薪发包人垫付，建立欠薪预警机制，外来工工资不再由包工头发，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能够更好处理欠薪问题的有效良方。现在，趁着全国人大检查组来广州执法检查之机，再一次提出修改有关法律规定，增设“拖欠工资罪”，而检查组也表示“广州经验”值得认真研究，这无疑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心。有了一个积极解决的态度，有很多“广州创举”成功的先例，这一次解决欠薪的“广州经验”让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李龙）

　　广州包工头不再包发工资

　　建筑行业将改由总包单位直接发放给工人避免拖欠工资

　　建筑施工行业是欠薪事件的“频发地段”，针对这一问题，广州市建委表示，将于今年年年底前开始对全市

　　同时，市建委还将按照国务院有关通知要求，会同市劳动保障局加强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的监控制度，改革现行由分包单位及班组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做法，采用由总包单位直接发放工资给工人后，再拨付工程款给分包企业；由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建立农民工工资储备金制度，一旦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立即由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从储备金中直接支付工资给农民工，然后再从工程款中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