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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教授玩蟋蟀玩出名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7日16:06 时代人物周报

  特约记者王彬 发自上海

  中国爱好玩蟋蟀的人不计其数,仅上海一地就有几万人的规模,其中李世钧属于名气顶尖响亮的人物。

  一方面是因为痴迷而著名,63岁的他已有超过50年的“虫龄”。交友甚广,和上海乃
至全国的蟋蟀迷都有接触,对于蟋蟀的鉴赏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人称“虫痴”、“蟀哥”。而他的身份也是吸引人们关注的原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打破了人们传统印象中教授正襟危坐的学者形象。

  但李世钧不以为然:“谁说教授就不能喜欢玩蟋蟀?”

  10月29日下午,李世钧在家里向记者演示了斗蟋蟀的全过程,兴致所至,他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教授玩“虫”

  李世钧先是用一杆细小的秤给蟋蟀秤体重,这和人类

拳击分重量级和轻量级是一个道理,只有相同重量的蟋蟀才能对搏,否则相当于大人揍小孩。

  挑选好两只重量相当的蟋蟀,李世钧将其放入盒子,这就是蟋蟀的“角斗场”。经过一番撕咬,30秒之内就分出了胜负,得胜的蟋蟀鸣叫不止,这是斗蛐蛐中分辨胜利者的依据之一。

  为了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蟋蟀,李世钧经常到山东、河南等地现场购买。李世钧清楚地记得,2004年他与好友一起去兖州“收虫”的场景。

  “到了一个村口,热情的老乡、贩子就将我们包围了,举着蟋蟀罐的手伸到我的眼前、鼻子前,‘相我的’,‘相我的’。一下子,我变成了朝南坐北的‘坐商’。”

  李世钧大声声明:“大蛐蛐不要,一元、两元的到这里来!”

  所有的贩子都离他而去,因为他们卖的是大蛐蛐,是强悍好斗的“高价虫”,上万元的比比皆是,专门卖给利用蟋蟀赌博赢利的人。但也有人留下,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手中的蟋蟀已是贩子筛选下来的“落脚货”,很难找到上好的蟋蟀。

  李世钧和所有爱玩蟋蟀的人一样,看见那些强壮漂亮的蟋蟀也是舍不得迈步离开,但他“玩虫”有自己的原则:“我只买一块、两块的便宜蟋蟀,那些贵的多是人家买过去赌博的,我们收虫为的是怡情悦性。”

  因为玩蟋蟀的目的纯粹,李世钧没有其他人的急躁,他的“收虫”之旅非常的坦然惬意:吃住在一农户家,白天顶着烈日去市场收虫,晚上回来休息。一个星期收了二百来只蟋蟀,即便都是不值钱的“小虫”,但足够他和虫友一秋的消遣。

  此时已是深秋,按照蟋蟀的生命周期,每年的8月中旬开始,平均只有一百天的寿命。李世钧在记者面前没有表现出一丝遗憾,他已经非常满意这些小东西带来的快乐。

  蟋蟀进大学

  李世钧在上海的老城厢长大,当年的上海老城隍庙是上海三大蟋蟀市场之一,摊位连着摊位。李世钧上学后,每日天都要路过蟋蟀市场。耳闻目睹,他对于蟋蟀有天然的亲切感。

  后来每年夏秋时节,他就在上海的老弄堂里与人斗蟋蟀。不分年龄,有时甚至有青年人或中年人来与他斗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斗蟋蟀是一项悠久的民俗活动。唐朝《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宫中秋兴,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置于枕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效之”。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善养者千千万万。

  但以正统的目光审视,这并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

  有“蟋蟀宰相”之称的贾似道,是我国第一个研究蟋蟀的专家,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系统阐述蟋蟀的捕捉、识别、饲养、斗法,但最终玩虫误国。

  解放前,上海老城隍庙、新城隍庙以及东方饭店是玩蟋蟀的集散地,超过九成的都在参与赌博。现在,上海的很多玩蟋蟀的目的也是一个字——赌。

  而李世钧50多年的“玩虫”生涯却没有受到“玩物丧志”的指责,家人支持他,朋友也都经常向他请教相关的知识。

  不久前,他还到学校给大学生以及自己的同事表演“斗蟋蟀”,所有人都对他的爱好表示认同,他还组织大学的“蟋蟀队”参加比赛。9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休·莱佛士几经周折找到李世钧,一同切磋“虫技”。

  “我玩蟋蟀坚决不赌”他说。但这至多不让人反感,李世钧能把蟋蟀玩进大学,他有什么秘诀呢?

  “蟋蟀文化”

  在长期的“玩虫”生涯中,李世钧发现很多古谱中的经验现在已经没有可操作性。

  “我始终认为,要完全凭肉眼来品评蟋蟀的优劣,其实是难乎其难的,比伯乐相马还难吧。‘得其大概’也许可以,但这‘大概’之中,变数还多得很。无怪乎蟋蟀市场那些一掷千金的赌客,有时会大跌眼镜,大亏本呢。”

  为了给虫友提供帮助,他写出《中华斗蟋鉴赏》、《中华蟋蟀五十不选》、《民间传世——上品蟋蟀108将》、《南盆窥探》等多部专著。

  在李世钧眼里,玩蟋蟀就是一种悠久的民俗文化。他不仅家里堆了许多蟋蟀罐,墙壁上也挂满了以斗蟋蟀为主题的绘画、诗词。“蟋蟀本是风雅物,就看你怎么玩。斗虫仅仅是蟋蟀文化中的一环,考证、绘画、诗词、摄影等许多艺术形式都可以和蟋蟀结合起来。”

  今年8月,李世钧听说河南濮阳的农村也盛产蟋蟀,可惜农民不识蟋蟀,也没有捉虫卖虫的意识。“小小一只蟋蟀在山东能炒到上千元,给当地农民带去了上亿元的收入。河南说不定也有蟋蟀富矿,把鉴别蟋蟀、养蟋蟀的方法传到河南去,可以帮助当地农民致富。”

  为此,李世钧自费去濮阳农村考察,主动给当地村民上课,教会他们辨别和饲养方法,协助当地农民将蟋蟀卖到上海。眼下生意不是很红火,但李世钧对未来很有信心。

  而他自己搭进去数千元,却满心欢喜。

  品位抬升

  人以群分。也正是这条原则,在他的周围汇聚的是一群有较高修养的虫友,他的“上海虫友队”中就包括出版社的社长、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等许多高校的教师,还有中小学的中高级教师、法官等。

  “上海虫友队”不但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夺金摘银,还轮流在他们固定的活动场所“西宫蟋蟀草堂”为虫友们免费鉴定虫的优劣,李世钧和另六位“教授级”虫友约定:每周每人轮流挂牌在西宫值班一日,主持并监督斗蟋蟀活动健康进行。

  “凡事和赌挂钩必定会名声臭,玩蟋蟀也是,所以让人产生误会,以为只要是玩蟋蟀就是赌钱就是没出息。而且,很多玩蟋蟀的人满口粗话,与这项极雅致的活动不相符合。”他曾在斗虫之时悄悄打开录音机,结果事后听来满是粗话,大家都不好意思。

  李世钧的心愿便是:抬升赏玩蟋蟀的品位,早日被大家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高雅活动。他希望有一天,玩蟋蟀能够享受和赛马、

高尔夫一样的地位,少量的高层次虫友成为会员,每年都有相关的活动和资格审查,赌博之类不雅的行为坚决要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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