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玩蟋蟀玩出名

　　特约记者王彬 发自上海

　　中国爱好玩蟋蟀的人不计其数，仅上海一地就有几万人的规模，其中李世钧属于名气顶尖响亮的人物。

　　一方面是因为痴迷而著名，63岁的他已有超过50年的“虫龄”。交友甚广，和上海乃

至全国的蟋蟀迷都有接触，对于蟋蟀的鉴赏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人称“虫痴”、“蟀哥”。而他的身份也是吸引人们关注的原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打破了人们传统印象中教授正襟危坐的学者形象。

　　但李世钧不以为然：“谁说教授就不能喜欢玩蟋蟀？”

　　10月29日下午，李世钧在家里向记者演示了斗蟋蟀的全过程，兴致所至，他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教授玩“虫”

　　李世钧先是用一杆细小的秤给蟋蟀秤体重，这和人类

　　挑选好两只重量相当的蟋蟀，李世钧将其放入盒子，这就是蟋蟀的“角斗场”。经过一番撕咬，30秒之内就分出了胜负，得胜的蟋蟀鸣叫不止，这是斗蛐蛐中分辨胜利者的依据之一。

　　为了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蟋蟀，李世钧经常到山东、河南等地现场购买。李世钧清楚地记得，2004年他与好友一起去兖州“收虫”的场景。

　　“到了一个村口，热情的老乡、贩子就将我们包围了，举着蟋蟀罐的手伸到我的眼前、鼻子前，‘相我的’，‘相我的’。一下子，我变成了朝南坐北的‘坐商’。”

　　李世钧大声声明：“大蛐蛐不要，一元、两元的到这里来！”

　　所有的贩子都离他而去，因为他们卖的是大蛐蛐，是强悍好斗的“高价虫”，上万元的比比皆是，专门卖给利用蟋蟀赌博赢利的人。但也有人留下，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手中的蟋蟀已是贩子筛选下来的“落脚货”，很难找到上好的蟋蟀。

　　李世钧和所有爱玩蟋蟀的人一样，看见那些强壮漂亮的蟋蟀也是舍不得迈步离开，但他“玩虫”有自己的原则：“我只买一块、两块的便宜蟋蟀，那些贵的多是人家买过去赌博的，我们收虫为的是怡情悦性。”

　　因为玩蟋蟀的目的纯粹，李世钧没有其他人的急躁，他的“收虫”之旅非常的坦然惬意：吃住在一农户家，白天顶着烈日去市场收虫，晚上回来休息。一个星期收了二百来只蟋蟀，即便都是不值钱的“小虫”，但足够他和虫友一秋的消遣。

　　此时已是深秋，按照蟋蟀的生命周期，每年的8月中旬开始，平均只有一百天的寿命。李世钧在记者面前没有表现出一丝遗憾，他已经非常满意这些小东西带来的快乐。

　　蟋蟀进大学

　　李世钧在上海的老城厢长大，当年的上海老城隍庙是上海三大蟋蟀市场之一，摊位连着摊位。李世钧上学后，每日天都要路过蟋蟀市场。耳闻目睹，他对于蟋蟀有天然的亲切感。

　　后来每年夏秋时节，他就在上海的老弄堂里与人斗蟋蟀。不分年龄，有时甚至有青年人或中年人来与他斗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斗蟋蟀是一项悠久的民俗活动。唐朝《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宫中秋兴，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置于枕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效之”。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善养者千千万万。

　　但以正统的目光审视，这并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

　　有“蟋蟀宰相”之称的贾似道，是我国第一个研究蟋蟀的专家，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系统阐述蟋蟀的捕捉、识别、饲养、斗法，但最终玩虫误国。

　　解放前，上海老城隍庙、新城隍庙以及东方饭店是玩蟋蟀的集散地，超过九成的都在参与赌博。现在，上海的很多玩蟋蟀的目的也是一个字——赌。

　　而李世钧50多年的“玩虫”生涯却没有受到“玩物丧志”的指责，家人支持他，朋友也都经常向他请教相关的知识。

　　不久前，他还到学校给大学生以及自己的同事表演“斗蟋蟀”，所有人都对他的爱好表示认同，他还组织大学的“蟋蟀队”参加比赛。9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休·莱佛士几经周折找到李世钧，一同切磋“虫技”。

　　“我玩蟋蟀坚决不赌”他说。但这至多不让人反感，李世钧能把蟋蟀玩进大学，他有什么秘诀呢？

　　“蟋蟀文化”

　　在长期的“玩虫”生涯中，李世钧发现很多古谱中的经验现在已经没有可操作性。

　　“我始终认为，要完全凭肉眼来品评蟋蟀的优劣，其实是难乎其难的，比伯乐相马还难吧。‘得其大概’也许可以，但这‘大概’之中，变数还多得很。无怪乎蟋蟀市场那些一掷千金的赌客，有时会大跌眼镜，大亏本呢。”

　　为了给虫友提供帮助，他写出《中华斗蟋鉴赏》、《中华蟋蟀五十不选》、《民间传世——上品蟋蟀108将》、《南盆窥探》等多部专著。

　　在李世钧眼里，玩蟋蟀就是一种悠久的民俗文化。他不仅家里堆了许多蟋蟀罐，墙壁上也挂满了以斗蟋蟀为主题的绘画、诗词。“蟋蟀本是风雅物，就看你怎么玩。斗虫仅仅是蟋蟀文化中的一环，考证、绘画、诗词、摄影等许多艺术形式都可以和蟋蟀结合起来。”

　　今年8月，李世钧听说河南濮阳的农村也盛产蟋蟀，可惜农民不识蟋蟀，也没有捉虫卖虫的意识。“小小一只蟋蟀在山东能炒到上千元，给当地农民带去了上亿元的收入。河南说不定也有蟋蟀富矿，把鉴别蟋蟀、养蟋蟀的方法传到河南去，可以帮助当地农民致富。”

　　为此，李世钧自费去濮阳农村考察，主动给当地村民上课，教会他们辨别和饲养方法，协助当地农民将蟋蟀卖到上海。眼下生意不是很红火，但李世钧对未来很有信心。

　　而他自己搭进去数千元，却满心欢喜。

　　品位抬升

　　人以群分。也正是这条原则，在他的周围汇聚的是一群有较高修养的虫友，他的“上海虫友队”中就包括出版社的社长、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等许多高校的教师，还有中小学的中高级教师、法官等。

　　“上海虫友队”不但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夺金摘银，还轮流在他们固定的活动场所“西宫蟋蟀草堂”为虫友们免费鉴定虫的优劣，李世钧和另六位“教授级”虫友约定：每周每人轮流挂牌在西宫值班一日，主持并监督斗蟋蟀活动健康进行。

　　“凡事和赌挂钩必定会名声臭，玩蟋蟀也是，所以让人产生误会，以为只要是玩蟋蟀就是赌钱就是没出息。而且，很多玩蟋蟀的人满口粗话，与这项极雅致的活动不相符合。”他曾在斗虫之时悄悄打开录音机，结果事后听来满是粗话，大家都不好意思。

　　李世钧的心愿便是：抬升赏玩蟋蟀的品位，早日被大家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高雅活动。他希望有一天，玩蟋蟀能够享受和赛马、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