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城乡差距加剧之势 建设新农村为农民谋福祉

建设新农村为农民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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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为农民谋福祉

建设新农村为农民谋福祉

　　文/本刊记者黄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中共中央对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对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就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名词，许多人在似曾相识之感中确信，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其内涵已大大丰富了。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胡锦涛用这短短20个字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国内外观察家对此评论说，这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参与中共中央“

　　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

　　这一思路的形成，发韧于中共十六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一年后，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在五中全会上，则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马晓河说，在“统筹城乡”、“两个趋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者之间，有非常明晰的逻辑关系。统筹城乡是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战略取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战略的具体化。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三农”政策的一个方面，更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搞“新村建设”，让农民住进小区。而是当前“三农”工作的一个抓手，是“十一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农村发展的总目标、总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哪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首先“新”在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全新的环境和背景，亦即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要让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让城市大门向农民敞开。他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钱从哪来？花到哪去？”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形成各级财政支持“三农”的良好氛围。

　　马晓河最近在四川作了一次调查。他说，100户农民在回答问卷时，完全愿意搞新农村建设的占28%，68%的农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愿意搞新农村建设。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今后几年我国的“三农”政策应从“少取”扩展到“多予”，重点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问题。

　　新农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根据马晓河在江西赣州、四川泸州等地25个村庄的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扣除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求相对会低一些。

　　韩俊说，在城市带动农村方面，要将政府部门的职能真正延伸到农村。比如说农村的垃圾问题，50多年来没人管，现在北京市已要求市政管理委员会把农村的垃圾问题管起来。再比如，要将城市优质的人力资源导向农村。现在北京市在市区挑选了100所师资力量很强的学校与郊区的100所学校结成“一帮一”的对子，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新”在它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马晓河认为，绝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片面地理解成“新村建设”，不是农民住进了小区就算建成新农村了。

　　马晓河说：“新农村之‘新’，还体现在它的以人为本上。”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对“人”的尊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农民自愿”原则，二是培育和造就新农民。

　　“农民自愿”原则要求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新农村建设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据马晓河的调查，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路、水、电、气等短缺的基础设施。

　　“新农民”则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马晓河说，“其根本是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中国就是欧洲加非洲”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城市的快速崛起与部分农村的发展无力是两幅不和谐却相互叠交的画面，加上渐渐拉大的地区差距，让人们看到了城乡差距拉大加剧之势的危险。这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重深刻背景。

　　一组数据是令人吃惊的。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这一差距反映的是发展上的差异。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上的差距则更大：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的水平；目前，90%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全国还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

　　有一位专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有人问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他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中国。

　　过大的城乡差距在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若农村凋敝了，农民贫困了，必然会危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袋子”、“菜篮子”。谁又能想象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50%到60%的水平，还有7亿到9亿人生活在落后农村的情形？

　　中国的国情，当前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都令中国高层思考着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调整城乡关系，又如何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人的大多数农民谋福祉。

　　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酝酿过程中，中央曾派考察团到拉美考察城市化问题，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城市中形成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显然是中国必须设法避免的，十一五“建议”中特别强调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即含此意。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则让中国的高级智囊们形成了一种认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可以避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

　　有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是1∶0.94，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是1∶0.8～0.9。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村运动”，是带来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权威人士透露，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的专家们回来后形成了“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和“关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两份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