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职”到“退休”

　　从“离职”到“退休”

　　停掉“光量子”显然会伤害医院的利益。就在举报期间，院里专门开会警告说谁要在说“光量子”不是激光就让谁下岗，但陈晓兰并未“知趣”。随后，院方通知陈晓兰说要撤掉理疗科，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上班的陈晓兰发现理疗科被砸。不久，她被院方口头通知离开岗位，“全脱产自学”。

　　这还没完，“光量子”被查处后，医院突然说她之前的“全脱产自学”是旷工，要她立即上班。就在陈晓兰要去上班的当天，朋友打来电话，“他说医院安排了四个人打我，弄昏后送到公安局或精神病院。”陈晓兰未去医院，不久，广中医院声明陈晓兰“自动离职”。

　　已经“离职”的陈晓兰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仅是以“离职”的代价换得了“光量子”在一家

　　“那好，我当受害者。”陈晓兰骑自行车在区里各医院转了一圈，回来“头皮都发麻，各个医院都在用”。此后的几天里，陈晓兰在四个医院接受了“光量子”输液治疗，随后举报。在用“光量子”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已经失去工作的女人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她说，她也很害怕。

　　1999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最终通知禁止使用“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又一年多后，在上海市领导的过问下，陈晓兰被补发工资奖金，调至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然而，受了一次“打击”的陈晓兰似乎仍没接受“教训”，就在调到新单位不久，她又碰到了一种名为“鼻激光”的器械骗局。没有犹豫，之前被告知要“好好珍惜这次工作机会”的陈晓兰又开始写举报信，举报假“鼻激光”和其非法变种“光纤针”。

　　200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陈晓兰在寒冷的冬日中再次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并说可能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因为此前她的“四金”已被原医院“强制封存”。这一年，陈晓兰50岁。

　　被医院提防的大夫

　　诉说这些往事的时候，陈晓兰的情绪不断起落，有时会有一次长长的沉默。她后来说，说实话，自己一开始没想到伪劣医疗器械会这么多，也没想到反映问题会这么难。

　　最早调查“光量子”时，陈晓兰只能假装病人去看病，让医生给开“光量子”，然后偷偷地复印处方，输上液后再让熟人打BP机说有急事。

　　之后她开始和记者一起去调查“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每次都是陈晓兰冒充病人，而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假装成情侣，“男的假装教女的玩照相机，当着护士的面就把治疗的过程全拍下来了。”

　　陈晓兰想多坚持一会，“装得像一些”，可是因为仪器本来就是假的，用了不久她就开始“难受头晕，大汗淋漓”。女记者赶紧把她拉到厕所，帮着把针拔出来，注射器、包装袋放包里带走。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跑了三所医院。她还和电视台的记者带着密拍机去和代理商谈“进货”，“对方得意扬扬地把内情全说了”。

　　不过还是经常会被发现，有一次院方说要报警，要陈晓兰掏出身份证，“院长一看说原来你就是陈晓兰啊，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要我给他们一口饭吃。”随后就有医院开会，要大家提防陈晓兰。

　　不仅仅是记者在帮忙。最开始陈晓兰去上海药管局举报“光量子”，碰到该局的退休老干部，“我走了老远了他们又追过来，告诉我药管局哪个领导正直些，要我去找”。还有一些帮助更是必要的，比如上海市一位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如果不是她我的生命可能都危险”。在第二次反映“鼻激光”的时候，李葵南就把陈晓兰的举报信带到上海市人代会上，后来一位常务副市长直接派人把信要走了。不久，全市开始整治“鼻激光”。上海市的一位政协副主席，也给了陈晓兰大力支持。

　　陈晓兰感叹说，要反映问题，必须具备“运动员的身体，博士的头脑，侦察员的机灵，但最重要的是无赖般的厚脸皮——被别人赶来赶去而没有脾气”。

　　“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陈晓兰的父母解放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圣约翰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总干事，舅舅做过台湾驻韩国的“大使”。小时候的陈晓兰生活优越，“有自己的裁缝和家庭医生，踢毽子都是拿奶奶的戒指做坠子”。

　　文革后去江西和安徽插队，当“赤脚医生”，16岁的她经常晚上一个人走十几里山路出诊。村民集体械斗，鲜血一片，“我不管，冲进去救人。”江西山区潮湿，生活艰苦，陈晓兰得了风蚀性心脏病，就这样过了8年。

　　后来回到上海，失恋，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匆忙嫁给一个普通工人，没有共同语言，“经常被打”。

　　然后自费举报假器械，刚来北京的时候“以为药监局很快会解决”，喜好干净的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再后来就是100多元的，70多元的，50多元的，直到现在的地下室——本来一晚上应该是30元，旅馆老板见她不容易，主动降到20元。

　　8年中，为了打假要经常在上海到北京之间奔波，为了省钱她就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她买的站票，车到济南的时候脚肿得站不住了，才补了个上铺，“上铺便宜一些”。到现在，她依然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因为经常跑国家药监局，各个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认识她，“电梯里经常有不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说陈医生又来了。”最后陈晓兰熟悉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国家药监局复印材料。

　　国家局的一些领导让陈晓兰感动：在一次局长接待日上，一位副局长曾当面让两位司长把手机号码给陈晓兰以便联系。另一次接待日上，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副局长走过来说，我只想知道，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陈晓兰回答，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因为医生诊断失误，她的母亲在2000年去世。去年冬至的时候，陈晓兰在母亲的墓前哭着念着报纸上有关她的报道，老人生前一直都很支持自己倔强的女儿。陈晓兰自己的女儿两年前在她的催促下结婚了，因为“跟我住在一起不安全”。

　　早在2000年6月22日的时候，上海市卫生局以及公检法司等8个部门，曾当面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信访办的人说，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一次。“我对道歉的人说，你们不用给我道歉，你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是不是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还没说完，陈晓兰就哭了。(本文原标题为：“叛徒”陈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