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十一月三十日电 台北消息：三十日出版的《联合报》针对高雄捷运弊案发表社论，指出，“高捷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震撼，不仅是因揭发了一桩弊案而已，更是揭发了民进党所标榜的民主法治的大骗局。
这篇题为《不只是弊案，高捷案更是民主法治的大骗案》的社论说，“高捷案”若仅是一个传统型的弊案，那只是某些政商的个人败行而已；及至东窗事发，司法机构亦能扮
演起执法惩奸的角色。一般传统类型的弊案皆类如此。但是，“高捷案”不同。它绝不是个人层次的官商勾结，而是上起当局最高机构,下至高雄市政府的政治及行政运作，与弊案的操作，像麻花一样地搓在一起的结构性大弊案。而且，待其东窗事发，司法机构在执法惩奸上的表现，亦极令民众失望。质言之，这是民主与法治的双料大破产。
社论说，若无泰劳暴动，“高捷案”即不可能揭发，这正反映了民主法治机制的破产。因为，其实在泰劳暴动之前，高雄市议会对弊案即曾多次检举，且那些检举如今皆证实无误，但民主议会的机制却未能及时阻挡弊案之恶化；同样的，在泰劳暴动之前，高雄地检署亦多次获得对“高捷弊案”的告发，却甚至连“公办六标”的标单皆未查过，即草草签结了事。
由此可见，当年的高雄地区，在民进党中央及地方双层主政下，政、商、检调，俨然已是一共生结构；民主议会无制衡之力，司法检调却有包庇之功；正是在这样“绿手遮天”的情势下，“高捷案”始有可能演变到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
社论说，检视高捷案“政府／商家”的“麻花结构”，足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政商勾结，竟然可使中钢董事长林文渊不兼任高捷董事长，而令高捷沦为由出资仅七亿新台币的陈敏贤所主导的“副董事长制”。又如，政商勾结，竟可使禁用外劳的台“劳委会”发给高捷公司一张引进外劳的特许状，进而使高捷可以凭此排除了其它外劳中介业的竞争，而将全案交由完全不适格的华盘公司操作。类此种种，不一而足，完全破坏了民主法治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这难道是一法治政府的应有表现？又岂是一民主政府的应有修持？
社论认为，“高捷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震撼，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弊案，正因它对民主道德的彻底背叛，亦因它对法治原则的彻底践踏。直截了当地说，“高捷案”的爆发，证实了民进党过去所标榜的人道、清廉、民主、法治，皆是一场大骗局而已。
社论说，“高捷案”发，迄今在追究“高捷案”的真相与责任上，亦未见主政者维护民主法治的诚意与决心。自“劳委会”至总统府的“行政调查”，皆在“损害控制”而已；检方的起诉书，则是避重就轻。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更是对民主法治变本加厉的摧残。
社论最后说，正因如此，高捷案始会造成如此巨大的震撼。因为，民众不仅因真相受到掩盖而感到不满，更对民主法治所受民进党上自当局最高机构下至高雄市政府的惨痛摧残而感到愤怨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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