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不仅是政府的事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　履行承诺”，本刊截取若干断面，以说明：这一使命，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撰稿／李宗陶(记者)

　　河南服药人群：耐药性被证实

　　国际艾滋病药物研发界盛传一种说法：中国病人对艾滋病药物的破坏是巨大的。

　　此话怎讲？艾滋病人需要终生服药，目前提供的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有较强副作用，如果依从性差，极易产生耐药性；而由耐药病人传播开去的艾滋病毒也是具有耐药性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药物，不管用了。更何况，“我们研究药物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这一说法，最近不幸被证实。

　　《中国河南HIV-1型耐药性的流行与演变》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权威杂志《Cell Research》上，作者共有12位，第一作者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艾滋病室主任、研究员李敬云。

　　这项一线研究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艾滋病室、河南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3家共同完成，它以科学的方法和详实的数据首次拉响了耐药性的警报。

　　研究在河南南部征集的志愿者中进行：45个没有用药的艾滋病人(对照组)，118个接受3个月抗病毒治疗的病人，124个服药6个月的病人。研究表明：耐药病毒株正随免费抗病毒药物的治疗进行而增加。不遵医嘱按时服药被认为是产生这些后果的主要原因。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21种抗病毒药物和至少25种联合用药方案。但HIV-1型病毒的耐药性正在困挠全世界：根据相关文献，在美国和欧洲，10%的HIV-1型感染都是产生了耐药性的感染；在加拿大，1995-1998年，耐药性比率是5.5%，1999-2000年是18.5%，2001年则是27.6%。

　　在中国河南，有1.6万名艾滋病人正在“四免一关怀”政策下得到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但由于乡村病人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当头晕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发生时就认为“药不好”，于是自己作主停了药；同时，限于乡村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和当地医师的缺乏经验，HIV-1型的耐药病毒株正在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是全国HIV耐药性专项调查项目的组长，他告诉记者，中国对艾滋病药物耐药性的监测始于2004年，在14个省及自治区展开。

　　专家们说：提高病人服药依从性、提供新药物、为产生耐药性的病人换药迫在眉睫。那么，作为接受国家免费药物治疗的乡村病人，也应该应承一声：从明天起，我好好地、定时定量地吃药。

　　艾滋病患儿：来回十里地

　　河南上蔡县某村男孩尹光明(化名)走了5里多地，赶到县上的招待所，敲开了杜聪的门。

　　“咦，你怎么来了？”这位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有点诧异。

　　“唔，我走来的。”男孩脸上有尘土。

　　11月23日的上海，杜聪向记者提起这段2个月前的往事依然动容：“你知道吗，他是吃到克林顿基金会免费药物的孩子中的一个。像当地许多孩子一样，他很负责地对待自己的病，也很认真地吃药。因为治疗方案当中有一个地方他弄不明白，所以来回走了10里地，就是想当面问问我。”

　　今年2月23日，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捐赠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协议。“克林顿基金会”向中国提供的200人份儿童用药随后抵达，上蔡县，获得其中100份，由3年来致力于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智行”执行药物的分配和督导。

　　目前，已有86名艾滋病患儿开始服药。这样的孩子上蔡县共有264个。

　　过去，13岁以下的孩子若得了艾滋病，基本上被认定“没救了”。但至少现在，一部分人可以先吃起药来。

　　限于中国国内没有儿童用药剂型和生产线(这是药厂基于投入与产出的考量)，克林顿基金会有意将这份免费菜单扩展为2000份。但孩子们是不是能在监护人的教导下，都像尹光明一样对自己负责？

　　科学家：疫苗竞赛

　　10月中旬，记者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访了国际艾滋病研究先驱人物Max Essex和首席科学家吕亦晨，有好消息——

　　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一个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疫苗中试基地正在建造中。这是哈佛大学与香港恒隆集团合作下的国内第一个与国际同步的高精尖研发机构，估计2006年5月可以投产。

　　早在2001年，吕亦晨就宣布：如果中国政府给予重视，中国有可能首先研制出艾滋病疫苗。这一观点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4年后，这位在艾滋病领域研究了18年，如今已半头白发的中年科学家依然坚信这一点。

　　全世界99%的艾滋病先进疫苗研究都集中在美国。吕亦晨本人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99年的PNAS上：他花了10年时间，做出一个重组蛋白疫苗Genetically Detoxified Anthrax Lethal Factor(简称GDALF)，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2002年就已生产出足够做三期临床的疫苗量。但至今，只完成一期安全性试验。

　　原因在于：对于(二期、三期)效率试验，统计学上要求被测试的群体有比较高的感染率。就艾滋病这一项来说，美国的平均感染率是0.7%，且人群分散，如果要满足统计学要求，必须要有10万人同时接受实验，并且观测他们3-5年，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操作的。而中国，一方面有高感染率的局部地区和人群，另一方面，疫苗产业、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制药工业都比较健全，某些生物科研技术水平又跟美国比较接近，在设施和可训练的人员方面也远比非洲有优势。他因此认为，机会在中国。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美国技术引进中国，前提是搭建一个操作平台。

　　国际上最早开始艾滋病候选疫苗临床试验的时间是1987年，但18年以来，上百次投资数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的研究都没有成功。全世界只有两株疫苗进入三期，但其中一株已经宣告失败。目前只有一株疫苗，由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主导开发、欧洲生产，正在泰国做三期，已经进行了一年。

　　目前，还有两株疫苗正在中国申请临床：何大一所在的纽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研制的疫苗和邵一鸣团队研发的“天坛株”疫苗。前者，2004年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同年底在纽约已开始一期临床试验；而“天坛株”我国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11月23日，邵一鸣告诉记者，可复制性天坛株＋核酸疫苗(是包括DNA疫苗与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混合型疫苗)正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科学家们正以各自的发力代替承诺。

　　同志：安全性第一

　　11月26日，夜上海。浦西某个时尚酒吧门前，从22：00起，陆陆续续有男孩、男人结伴而来，间或有一两个女孩。他们是GAY。

　　如果一定要用猎奇的眼光描述他们，是这样的：细看之下，在发型、衣饰、眼神之间，他们总有些与大街上普通男人不一样的地方，似乎是干净。那些翻出尖领的白衬衣，紧身的拉链运动衫，名牌牛仔裤、球鞋，或者颈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坠子，耳上一个钉，都是花过心思的，但并不过分。其实，他们融在街上的人群里，也就化了。

　　排队买票，男孩70，女孩100。入场券就是系于腕上的那根紫色纸环。寄存处，排队者身上的香水味正在PK，公道地说，气味不俗。

　　他们从全国乃至亚洲各地赶来，参加这个一月一度的同志聚会，也是舞会。在他们小范围流传的网站上，我找到下列国名与地名：新加坡、东京、汉城、吉隆坡、香港、台北、北京、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杭州、南京、沈阳、哈尔滨，等等。

　　这个派对的发起人是一对同志：一个

　　我们对这一对人的采访几乎是在交涉中完成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GAY PARTY都谢绝记者拍照”。我们尊重了主办者的意见，没有带相机入场。但摄影记者获准在门口拍“有限的几张”时，还是引来排队者的不安。当他们进了那个门之后，一些东西才会卸下，全世界都一样。

　　进门处，每个人都被贴上一张粘贴纸，或胸前或腿上，纸上写着“安全的性才是快乐的性”，然后是一只安全套。所有的人，都乐于接受。

　　舞池外围有个矮小的人始终站着。他是上海本地人，做娱乐业，通过朋友介绍来的。

　　“你在找人？”我问。

　　“希望。”他低下头，搓搓脚。

　　“不怕艾滋病？”

　　“安全第一。”-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