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治国

　　精英治国

　　吸引年轻人考公务员的,还有一个变化。以前,人们形容在机关工作,是“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到下班”,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30岁的张明已经在国家某部委工作了两年。他形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每天都要

不断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很有职业满足感”。

　　1997年本科毕业时,张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北京市某区政府。虽然同样是公务员,但是那时张明的感受是“整天耗日子,有劲使不上”。

　　为了改变自己的状态,他费了很大力气考取了某知名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命运真的从此有了转机。

　　2003年,硕士毕业的张明进入目前这个国家部委。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一下子就觉得眼界开阔了,处理问题不仅要通盘考虑全国的情况,还要注重国际规则与反响。

　　特别是在参与起草了几项全国性的行业文件后,张明说,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或大或小地影响着全国的行业发展状况。

　　除了职业影响力,更让张明看重的,是良好的工作环境。他说,以前在区政府,同事大多上了年纪,没什么进取心;现在这个部门,80%以上的同事都有硕士、博士学位,“我们司长就是博士,很年轻,还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英语特别棒。”

　　张明曾经参与组织过本部门举办的一个省部级领导培训班,这次经验让他想当震撼。他说,很多高级官员都很年轻,而且很有见地,处理问题务实而有新意。

　　“以前我总觉得进了机关很可能被体制同化,现在看来,新生的力量正在推动着整个政府理念慢慢转变。”

　　张明说,即使是曾经让他深深失望的那个区政府,这几年也有很大变化,“老人”逐渐被汰换,“我的前同事30岁已经是区委委员了。”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加入,可以促进公务员队伍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服务水平。

　　中国的公务员热,使人们联想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能做公务员的,都是国家的精英,国家也对他们实行高薪。“确保出类拔萃的人当权”,是新加坡一直倡导的治国理念。李光耀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官员。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人民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样的措施,保证了新加坡的高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总之,在政治领域,年轻人有了更大空间实现自己的想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李兴卫,没有应聘任何其他职位,一心一意准备各项公务员考试。他坦率地说,报考公务员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抱负”。

　　李兴卫本科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薪水相当高的工作,但是他渐渐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职业规划,从小埋在心中的“为民造福”的政治理想开始抬头。

　　为此,李兴卫准备了整整半年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生。从读研开始,他就为成为公务员做准备。“我出身底层,如果我做政治家,我会是穷人政治家,而不会是富人政治家。”

　　纷纷走避市场的危险

　　但是,公务员热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特别是,相伴而来的,是希望自主创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年轻人在减少。

　　有人发表评论说,政府积极与“创富领域”争抢知识精英,为畸形的公务员热推波助澜,“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公务员热正折射着如今社会某种创富能力的衰退,因为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争相涌向官场寄望‘分配’和‘分享’。”

　　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还有评论说,现在的政府职能转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应有要求,解决政府权力过多过大过滥的问题还有很长的、关键性的步骤没有跨越过去。这就导致创业空间的狭小,迫使社会中不少人转而加入了政府“管制者”的行列,从而又有可能进一步窒息民间创业空间。

　　而据《工人日报》报道,广州市商业银行最近为全市五万公务员量身定做了专用工资卡,高级别的公务员凭卡最高可以贷款百万元。“做公务员真是太幸福了。”私企小老板们羡慕地抱怨说,银行给他们这些群体评定的风险比较大,“我们在银行做什么都是最贵的。” 据统计,中国共有300万户私营企业,而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左右。融资难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存活率。

　　《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辑袁剑说,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这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这就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其二是,由于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一些官员最大限度地寻租提供了可能。

　　他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