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疗费案中存疑的诸多细节

　　存疑的诸多细节

　　除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明细对账单上的139万余元外，近400万的药品是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在这点上，院方和家属各自的说法明显分歧，院方部分人的态度是，这些药品是由患者自己请的专家组提出来的方案。于是专家会诊问题和自备药问题变得夹杂不清。

　　按翁强说法，从6月1日到8月6日凌晨两点多老人过世，“陆续从外地请了100多名医护人员，病房里就没断过人”。院方给出的明确数据，是“100多人次，28人”。翁强的态度很激动:“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关于这一点，由于没有能够直接采访到于玲范无法验证，在翁强出示的证据里，只有病人的几份病历上有相关内容，在记者看到的6月1日至6月5日这几天的记录里，王雪原医生字迹的病情记录部分，会提及一两句，但都很简单，大意是“于玲范主任指示请北京专家会诊”。仅这几句记录，要认定专家会诊是ICU单方面的要求和行为，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根据常规，请专家必须经过病人家属同意，而且有直接负责此事的医生签名。因为最终是要病人付钱的，所以这种专家会诊必然是在跟患者家属有着明确良好沟通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在管理规范的ICU，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不过这些材料，翁强并没有出示。

　　王雪原医生也成为一个关键点，与他相关的医嘱和病情记录，以及他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成为翁强提供给记者看的所有证据中相当核心的部分。翁强的说法是，心外ICU全部30人里，只有5名医生，有上岗资格的3名，于玲范、王雪原和一名怀孕的女医生，所以翁文辉在心外ICU就医的67天里，王雪原成为值班时间最多的医生，值班表上显示的时间是47天。王雪原提供的书面材料里也说得很清楚:6月1日至6月26日一直是翁文辉的主治医生，6月26日到7月10日因为于玲范的安排，被调去值班，不再担任主治医生。7月10日之后，又重新被调回来，直到8月6日患者去世。不过在后面这一段时间里，根据另一份材料，王雪原的说法是，他“和北京的医生轮流值班”，“值一天，休一天”。

　　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67天里频繁的专家会诊，究竟ICU和患者家属，哪一方是更积极的参与者。事实上翁强也会做出一些“实事求是”的区分，比如“5月31日的专家是我带过去的，这是事实”，和后来翁文辉“没有主治医生，没人管了”，“没办法，只能自己从外地请医护人员过来。”翁强说，父亲做血滤的机器也是由他买的，做血滤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是他自己从北京请来的。按照他的说法，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笔医疗费用里，其实并不包括聘请这些专家的费用，“这些人的劳务费，我可以说，不会比明星的出场费低”。

　　6月1日到6月5日的这部分病历本身也耐人寻味，从第二页开始，突然插入了一个另一种笔记的“专家会诊记录”，直到第8页。翁强对于这份蹊跷记录的解释是，他用荧光笔在上面标注出了一些段落和词语，还拿出了一份王雪原医生签名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里，王医生陈述6月1日于玲范让不具备上岗资格的医生冒充他的签名医嘱用药，药品名叫珍怡，属于一种生长激素，翁文辉这种症状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但是于玲范执意要用，并且指使别人通过伪造记录，将责任推到北京请的专家身上。在翁强标明的段落中，专家会诊给出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使用生长激素，不过并没有具体的药品名称。翁强的意思是，这是一次并不存在的专家会诊。涉及其中的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并不愿意谈论任何相关话题，很官方地表示，所有问题他们会按照程序跟相关部门报告。

　　购买药品，按翁强的说法，同样是ICU的要求。“所有贵的药全是叫我们家属自己买，我们家几个人每天都是人人在买药。”这笔药物在翁强的计算下，高达近400万元。仅一种叫APC的药物，花费就高达100万元。翁强认定“有证据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药去向不明”。他甚至还能提供记忆细节，“8月4日我父亲有点出血，那天医生叫我买28万元的药，那天晚上又说必须买两支诺基，可买回来之后又叫我再买两支，这个药只用了一支也没有了。”在药品问题上，王雪原医生又成为关键证人，不过王医生的证明材料上，只列出了经他手进入ICU的17种药品，其余那些没有登记且去向不明的药品仍是悬案。

　　关于用药和治疗方案问题，翁强会反复提醒记者注意一个问题，“什么人才有权力下达医嘱”，“北京的医生到哈尔滨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别说去哈尔滨了，就是在北京市内，不在自己的医院，换一个医院都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

　　翁强描述中的心外ICU主任于玲范，甚至还提出了让患者家属负责全部ICU员工一日三餐的要求，理由是“节省时间来治疗”。

　　哈医二院的问题

　　11月22日上午8点半的院长办公会由院长张岂凡主持，二院上级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李玉昆在会上有这样一段发言:“根据专家组调查，调查情况认为，医院反映的情况可信度较差，但大部分科室配合良好，ICU的其他病人基本没问题……主要问题出现在ICU病房，主要在于玲范，主要在翁文辉……我说的这些问题没有推卸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应尽快采取组织措施……”

　　当天下午的全院中层干部大会，李玉昆传达了调查组指出的“六大问题”:一是病历和医疗信息的涂改，尤其是病历的2～8页出现较严重的病历伪造现象;二是血库出血单与医嘱单不符，多出的血到哪里去了？同时，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不符;三是过度治疗、过度开支，这些问题都是通过院方提供的材料反映出来的;四是ICU病房值班医生有两次无证上岗，且两人替别人下医嘱;五是自购药品事宜比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重，药品去向不明;六是科主任管理混乱，调查组多次举了同一个例子，即患者病危时，值班医生给家属发短信叫其回来，心外ICU主任于玲范却让家属去买节目单。此外，医院存在的情况还包括:病历有13处修改，分明是明显的伪造，却互相推卸责任;病历中竟然出现1180次会诊，属于明显造假;病历出现化验过度、收费过度、重复收费，病房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会上还传达了调查组的一些看法。调查组成员、

　　之后数天，院方开展了整风运动，成立了医疗质量整改小组，涉及的科室包括ICU、医务科、护理部、血库、药学部、检验科、物价科、供应科和计算机室等。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医疗病案资料的意外泄露，使患者翁文辉的家属掌握了如山铁证。因此该院也在内部会议中一再强调，“要查找本事件中计算机室存在的问题，迅速和软件公司加强联系，调整人员配备，布置整改方案”，“重新严格定义临床科室各个层次的计算机使用权限、密码管理等事宜”。

　　12月1日，哈医大副校长李玉昆向二院领导班子传递了卫生部的反馈意见。据了解，调查组回京后已向卫生部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部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卫生部有关官员听取二院的汇报后指出，医疗病案有多处改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改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个案子不查清楚，不能结案。有关官员还要求，“二院不要试图掩盖，谁在组织、谁在这里面起着什么作用，必须弄清楚”。卫生部有关人士还指明，目前疑点主要有天价药品的购买渠道、贩卖药品问题、血库的问题、病历改动问题等。同时，二院领导也被告知，除于玲范外，其他人在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不能随便进行处理。

　　揣着卫生部反馈回来的批评意见，二院开始了新一轮整改。与第一次整改一样，这次的整改要求依然是“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作为患者家属，翁强“追究真相”的努力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