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由天价医疗费案透视复杂医患关系

　　550万，这仅仅是翁文辉的亲属为老人人生最后67天支付的生命成本。这笔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里的费用，包括医院结算的139万余元住院费和家属自己统计的400万元左右自备药品费。“生命的计量单位不是钱”，作为这笔昂贵医疗费的主要支付者、翁文辉的长子翁强现在依旧会如此表述。老人过世后，几经周折拿到医院的费用明细单和其他相关材料，翁强开始针对医嘱单和对账单无法核对清楚的种种蹊跷“追究真相”。在北京紫玉山庄并不对外开放的私人会所里，翁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频繁被电话打断，

追逐他的几乎都是媒体。翁强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从医疗费的层面提升为“公益性行为”，“个人对于医疗体制的叫板”。

　　在这个已经具备标志意义的事件中，掀开的是医疗体系中无法自圆其说的弊端，这弊端中，哈医二院无法为自己的医疗费用结算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关键。目前卫生部联合调查组对于此事的初步调查结论包括:该院内部管理十分混乱，在翁文辉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医疗服务、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行为。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卫生部将对此案一查到底，并作出严肃处理。

　　记者◎王鸿谅 特约记者◎刘戈

　　ICU里的67天

　　75岁的老人翁文辉被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以下简称心外ICU)是2005年6月1日，直到8月6日凌晨老人过世，这一住就是67天。根据翁强描述，此前翁文辉已经经过了一次转院，2005年5月16日正式从哈尔滨肿瘤医院转入哈医二院高干病房。更早一点，老人的这段医疗始于2004年底，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是2005年2月份的事情。

　　翁强的个人描述，他是一个“每个月20多天都在飞机上”的忙碌商人，因为父亲的病，飞行变得更为频繁，最紧张的时候，“每天三次飞机往返北京和哈尔滨之间”。在转入ICU之前，为了治疗，他已经自行给父亲购买了昂贵的呼吸机。翁强描述中的这段医疗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因为它涉及个人财富和这种财富所能动用的资源。

　　5月31日，这是翁强记忆中的一个特殊夜晚，这一天他刚从哈尔滨飞回到北京，大约是晚上18点多，就被告知父亲病情恶化快不行了，翁强马上让人开车赶回机场，“截”住了下一班飞往哈尔滨的飞机，还请来他所信任的医生和专家随行，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是其中之一。赶到医院已经是22点以后，“那时候父亲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所有的医疗设备也撤了”，翁强让自己带去的医生重新上呼吸机，进行抢救。6月1日凌晨，按照翁强的说法，这个夜晚出现了奇迹般的转变，翁文辉被他带去的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从而转入由于玲范担任主任的心外ICU。

　　从翁文辉进入心外ICU的这天起，他的治疗似乎就进入一种与一般患者并不相同的状态。根据翁强的描述，从这天开始，作为患者家属，他对父亲“不遗余力地救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满足ICU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个期间的花费让翁强感叹，“钱都好像不是钱了”。交钱的事情基本上由他和弟弟翁小刚负责，“开始6月1日、6月2日两天交了18万元，3日马上又通知交钱”。从此以后基本上每天医院都会打电话催交钱，“每天交几万块钱，自从我父亲进ICU以后没有一天是不欠钱的，每天交多少都没有剩余”。

　　翁强现在的表述是，“其实从很早开始，我就有怀疑了，钱花得太快了，但那时候想的还是怎么样先治病”。后来这种怀疑变得更加真切，“7月11日晚上18点我带着北京的医生、护士到的，到7月13日晚上18点才24个小时，13日中午十几万元就没有了。”翁强说这一天还因为对费用疑问，跟打电话通知他欠费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发生了“小误会”，他的疑问被传递到主任于玲范那里，并且“被误解为要去查账，对医院不信任”。不知道这是不是医患双方因费用问题的第一次摩擦，但这时的翁强显然开始追究自己的疑惑。自从翁文辉转入ICU之后，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翁强安排了专人每天开车在医院楼下守候，“ICU是不让人进去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陪护，只能让人开车去，在车里等”。因为越来越严重的疑惑，他的司机兼助手有了新任务，尽可能去收集ICU里的相关材料。翁强说这67天里，他只进去过ICU一次，但就这一次却让他发现了更让他疑惑的东西——一摞笔迹各不相同、但署名都是主治医生王雪原的医嘱单，他让司机偷偷拿出来一部分。

　　治疗还在继续，只是医院和家属各自忙碌的事情变得似乎越来越复杂。按翁强的说法，“到7月24日，我就已经有足够证据告于玲范了。”8月6日，老人的过世，被悲痛席卷的家属们在追悼会之后，于8月12日到医院结账。但这一天医院的计算机系统出了问题，不能结算，家属只查到费用总额是139万余元，从预付费用里扣除后账面余额还有8000余元。8月15日，家属再次到医院结算，打出来的这张单据让他们瞠目结舌，翁强向记者出示了8月12日和8月15日这两张电脑打印的对账单，同样的总额，同样的预付费用，“但两项一减，余额却变成了零”。

　　蹊跷的对账单

　　医患双方的激烈正面交锋，到这里才算是正式开始，8月23日之前，翁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搜集到了两皮箱证据”，包括医生和护士的书面证言，有疑点的病历、医嘱、医嘱执行单，以及67天里的部分费用明细对账单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解答他对于500多万元医疗费用的疑惑。他的这种疑惑和追问，也成为院方能够直接感受的压力。

　　8月23日下午，在哈尔滨最豪华的新加坡酒店，翁强自己安排了一个“关于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ICU抢救期间医护人员违法违纪事件院方联合调查组会议”，邀请了北京共和律师事务所和黑龙江慧明律师事务所两家法律机构出席作为旁证。出席人员包括院方的多名领导，党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杨慧、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太河、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谭文华、还有医务科、医风办、物价科、住院处、

　　翁强出示给记者看的一个皮箱里，资料很好地分门别类，其中绝大部分是医院的对账单。根据翁强的说法，ICU病房有权限出具明细对账单的只有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郭晓霞。至于如何在于玲范的拒绝之下依旧拿到了这样多的单据，翁强的说法是“你看我像是一个拿不到对账单的人吗？”这些证据的确耐人寻味，同一天的账单，在交钱时候打出来的明细和8月15日最后结账时打出来的单是对不上的。同一天的医嘱、医嘱执行单、血库记录和账单也是对不上的。里面的错误甚至粗陋到“600＋6900＋1725”这样的简单加法，得出的却是两万以上的金额;同一种药品，在不同时间打出来的同一天的收据上，会出现不同的收费;同一天同一个化验项目却有51张化验单;老人8月6日凌晨去世的，可是8日还有胸水化验的报告单……这些漏洞百出的单据全都是电脑打印而来。

　　既然会出席翁强召开的“调查组会议”，也显示了院方对于翁文辉这个病例的特殊重视和感受到的压力。9月2日，院方的调查组就得出了一个初查结论，并且以书面方式递交给翁强。这份调查结果，一方面承认了医嘱单、医嘱执行单和明细对账单之间存在诸多不符;另一方面同时推导出的结论，是医院非但没有多收钱，反而还漏收了。翁强显然并不满意这样的结论。此后，双方的交涉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到了11月21日，事情出现了特殊的转变，关于《天价医疗费》的电视节目和它所引发的关注，真正的让医院进入紧张状态。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从11月22日至12月1日，哈医二院平均每两天召开一次院长办公会，其中一项最主要的议题，就是翁文辉的医疗费用问题。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新闻之后，一直在哈尔滨调查此案的卫生部调查组当即召集黑龙江省卫生厅两名厅长及该院主要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多次强调，调查组在医院的调查工作开展得不顺利，要求医院班子及相关科室要有动作，要有组织措施。

　　事实上卫生部调查组的介入还要更早一些，翁强提供的日期是11月14日，不过他更乐于坚持表述成“中纪委调查组”，而这种说法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据记者查证，目前的调查，使用的名义都是卫生部调查组，作为哈医二院的上级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长杨宝峰证实了卫生部调查组的说法，并不愿意多谈关于医院调查的细节，只是说“10天后就会出结果”。哈医二院党委办和部分医护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中纪委并没有介入的说法。根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说法，事实是卫生部领导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包括临床、药事、检验、护理、物价等方面的23名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哈医大二院，分纪检监察、医疗护理、财务物价三部分开展调查。(本文原标题为550万“天价医疗费”:复杂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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