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随着“天价医疗事件”更多真相的披露，我们看到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在现行体制下所能出现的几乎所有之“恶”：严重造假，掩盖真相；过度治疗，过度开支；医生索要红包成风；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这一切制度、道德和管理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件难得的解剖社会的“标本”。
在这里，我不想谴责医院和医生，因为简单地做一番义正词严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这不是哈医大附属二院一家医院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医疗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才滋生出如此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天价医疗事件”当事人王雪原大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一个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体制，引发天价医药费固然可怕，但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却是一个职业的道德操守的失守。
为什么医生的职业道德操守会出现大面积的溃败？没有人生来就是邪恶的，那么，是体制问题吗？似乎也不是。哈医大附属二院有关制度建设还是很完善的。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的话，我们可以举出诸如国家对医院投入不足，医生收入不高，等价交换和一切向钱看原则对医院管理和医生观念的冲击，等等，但是，在医院的腐败和医生的败德行为中，患者不也是一个或主动或被动的合谋者吗？
所以，问题不在于目前的转型要不要付出代价特别是道德代价———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或体制转轨，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而在于付出去的道德代价是什么，是否过大，这种巨大代价的付出与经济社会的更新与成长相比是否值得，以及是否能在重建新的道德中得到补偿。现在的状况是，由于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正在滑入吴敬琏等学者早已警告的“坏的市场经济”泥潭中，改革开放以及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使权力和利益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及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有大量的机会来获取不当利益，各种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正变本加厉，这已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
市场经济本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它假设人都很自私和贪欲。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该看到它这个与生俱来的“原罪”。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把瓶子盖上，以免魔鬼从瓶子里跑出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发展市场经济有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一是最大化地由市场配置资源，二是法制在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事实却是，资源的配置权长期由政府掌管，权力部门和权力人物都程度不同在资源配置中坐收渔利；尽管20多年法制建设成果累累，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单军突进，长驱直入的，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做配套。在政府改革完全滞后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许多环节上都成了权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掠夺社会财富的大好机会。没有严格的法制监管，就难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而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合法经营成本太高，就会迫使市场主体寻找体制的弊端或薄弱点，甚至践踏法制，结果就是放纵贪欲，张扬无耻，市场化改革在造就少数暴富群体的同时，导致大量人群“相对贫困化”和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2004年已经下降到42%的历史最低水平，甚至显著低于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最差的三年困难阶段。”要知道，在现在史家的眼中，“三年困难时期”是作为一个政策失败的标本而记入历史的。在一个物质水平已经普遍发达了的社会，仍然还有一部分社会群体过着困苦紧张的日子，只能说明中国改革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
马克思说：“一切已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的产物”。“天价医疗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医院的种种问题和医生的种种败德行为，正是目前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状态的反映。人人都在讲道德信用，却又人人都在破坏道德信用，市场秩序越治越乱，社会被弥漫于各层面的普遍腐败和不负责任所侵淫———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局。对于中国这个实际上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和不具备自我警报系统的国家来说，精神和道德的滑坡将使未来社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对此，我们不得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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