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SARS疾患幸存者：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SARS疾患幸存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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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疾患幸存者的日常生活

SARS病房

　　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影报道

　　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肆虐全球，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三家医院，寻访了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

　　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早8点到11点。为了照顾她，医院还特意加派了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同事总是抢着干，所以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回到家时，董薇还是觉得很累很乏，什么事都不想做，晚上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董薇再次绝望了，“感染非典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董薇不仅失去了原本绚烂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刚刚确诊股坏死时，董薇就正式向男友提出了分手。董薇告诉男友自己不再是个“正常人”，很可能终身残疾，并把所有可能面临的家庭、生育问题一点一滴地说给他听。男友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董薇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男人，安心地收拾行囊到郊区参加集体治疗。然而没过多久，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原因是男友向父母说明原委后，两位老人听说未来儿媳妇是个终身需要被照顾的人，坚决反对。毫无准备的董薇哇地就哭了，她说恨男友太懦弱。

　　不要忘了我们

　　听说董薇和男友分手了，年龄相仿的几个病友突然静了下来。“那时董薇的心情很糟，很快就离开了这里，这件事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在董薇曾经治疗的医院病房里，柳眉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不仅为了董薇，一想起这两年的日子，心里就会特别难过，就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助。

　　非典痊愈后，柳眉同样没有多想，股坏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上班第三个月，疼痛越来越频繁，柳眉被确诊为双侧股坏死。“那时还没有组织集体治疗，一个人奔波在医院间检查治疗，感觉很失落。”后来有了集体治疗，还有专家会诊，柳眉觉得有了希望。在诊疗中心，柳眉积极配合理疗、按摩、药浴，太阳在病房里投下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病情却没有转机。

　　几经衡量，柳眉决定奋力抓住在她看来惟一的机会———2005年3月做了植骨手术。术后3个月，医生告诉她恢复得不错，可以弃拐了。这着实让柳眉惊喜了一番。又过了3个月，柳眉被告知，手术的结果并不乐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柳眉惊呆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晴天霹雳。”

　　两年间的起起落落让本就纤细、内向的柳眉更加谨小慎微，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担心。比如工作，哪个单位会养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员工呢。“很多不便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更不是正常人能体会到的，我也是渐渐感受到的。我现在就在担心，如果回到医院工作，一进门的那三四级台阶就成了问题。”

　　这些担心中，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