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SARS疾患幸存者：担心没有能力照顾父母

SARS疾患幸存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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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疾患幸存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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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沉重的打击

　　和柳眉相比，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李铃实在不像在这里生活两年的患者。这个冬日的下午，窗外的寒风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兴致。同学照例来看她，两人偷偷在病房里做起了可乐鸡翅，音乐开得震天响。

　　李铃是在医院实习期间被感染的，病愈后就乐不可支地去工作，投入新的生活。完全没有预料的李铃拿到“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股坏死对每一个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来说，是更沉重的打击”。面对不懂医的父母，李铃一切都往好里说，可是父亲还是从各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急得病倒了。李铃2005年4月进行植骨手术，手术后半年不能下地，李铃的妈妈从城里赶来照顾她，把患脑血栓的父亲托给了姑姑，家对三个人来说成了一座空房子。

　　李铃说，自己可以不在乎生活标准下降，但她担心的是自己再没有能力去照顾父母。

　　慢慢来吧

　　和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人相比，四十出头的刘远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流泪去绝望，“我有家庭，有女儿，有员工”。12月10日，匆忙结束第一次治疗，刘远收拾好东西等着家人来接，手边是十天治疗的费用清单，除去购买理疗仪的2900多元，各种治疗费4000多元。按院方要求，一个疗程应该是三个月，“这么大一笔费用将来如何报销，还得跟公司再协商”。

　　刘远是非典治愈两年后，2005年9月，突然感到左腿内侧疼痛的，检查后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而且不轻。刘远知道，十天的治疗对于他的病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作为主管生产的经理，他丢不下工作。他想忙过年底这一段，春节后再来

　　年近五十的黄玉芬和刘远在同一所医院就诊，不过她已经住了整整两年。作为黄玉芬的主治医生，蔡大夫理解她的压抑与烦躁，“黄在非典前是单位的骨干，准备提副高，职称英语考试、论文都准备好了，结果非典来了，身体垮了，一切都没了。加上治疗效果缓慢，不少患者情绪失控是很常见的”。黄玉芬说自己，“以前风风火火一个人，现在多愁善感的，看个电视随便有点煽情的就跟着掉眼泪儿”。

　　两年下来，黄玉芬的身体情况基本恢复了，但她说心理上还会有波动。毕竟“链子断了，珠子落了一地，很多就找不回来了”。

　　其实，无论是黄玉芬的心理问题、刘远的事业，还是董薇的婚姻，所有问题几乎是非典愈后患者生活的翻版。两年，仅仅是艰难旅程的一小段。

　　(文中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