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名流为决策者输氧

听历史与人文这样纯学术报告的领导干部这么多，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观历史兴衰，涵人文学养，重庆厅级干部补“历史与文化”课

　　请学界名流为决策者“输氧”

　　信报记者 黄山 杨冰/文 张秀良/图

　　12月23日下午，重庆市委小礼堂早早地坐满了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重庆市委、市政府和一些区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他们是来听一场关于历史文化的讲座。此次是今年重庆领导干部历史与人文讲座的最后一讲，主讲人是来自北京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国祚研究员。

　　在开讲前的12月20日，重庆一些主流媒体上就登出有关免费取票的联络方式。当记者按图索骥前往位于广电宾馆去拿票时，一切都很顺利；负责出票的王小姐告诉记者，因为听讲座的人有些多，只能给我们楼上的票了。

　　历史与人文“主菜单”

　　听历史与人文这样纯学术报告的领导干部还这么多，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就在国内各级领导干部从前几年开始大兴学习之风，纷纷从科研院校请一些学界名流开设各种各样的讲座；但从中央到绝大多数省市，所请专家、所学内容都以经济和法律为主，像重庆这样以“历史与人文”作为“主菜单”的讲座倒是有些另类，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重庆为何要在给领导干部开设讲座的内容上独树一帜呢？重庆市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廷勇博士，作为“历史与人文”系列讲座的策划人之一，他道出了当初的具体构想。其实当时开设什么内容的讲座，事先跟市里的领导都通气了；选择以“人文与历史”为主打内容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首肯的。原因说来也简单，因为中国现在从中央到省一级领导干部中，绝大部分人的专业出身都是理工科，尽管很多领导干部自己平时也很注重文史哲方面的学习，但毕竟有些零碎。为了给领导干部们改善学养方面的结构，使工作中更多一些人文思维方面的元素，因此在讲座内容上最后敲定为“历史与人文”。

　　至于开设讲座的人选，李处长说，至少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与专家。从已经进行的十五讲来看，在对主讲嘉宾的遴选上确实很好地恪守了最初定的规矩，所请主讲人中不乏学界名流著名作家王蒙等。尽管主讲学者中也有少数重庆本土专家，如吕进和熊笃；但外地专家占了绝大多数，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著名文艺理论家李准，

　　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衬出了重庆本地人文学科的薄弱，据查，以目前公开的材料为准，重庆在文史哲方面如今只有一个博士点，而且还是逻辑学方面的。这不由得让人对这些“历史与人文”讲座做一番解读，这些讲座不仅是给领导干部补课，其实也是给重庆市的人文学科补课。

　　“好学生”与“坏学生”

　　尽管在开设这类纯学术讲座之前，重庆市委宣传部作为具体的承办者，对前来听讲的人数和观众的响应程度还是多少有些顾虑，更何况对讲座实行听者自愿，不采取那种“下任务”、“定指标”的硬性摊派式的方式。不过时至今日，从2004年8月开始的第一讲，一直到现在，不仅讲座的会场上座率在八九成以上，而且听众反响积极。由于讲座是在重庆人民大礼堂进行的，一般来说，讲座嘉宾与听众之间的直接交流有些不便。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例外，也就是当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讲完《红楼梦》的有关话题后，在场的听众再也坐不住了，不少坐在前排的领导干部站起来向王蒙发问请教，场面甚是热闹。王蒙对重庆领导干部的好学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

　　至于这些讲座在干部中的热烈反响不仅从上座率中得到印证。一位多次参与讲座安排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告诉记者，在一次讲座后，一位在场听讲的市领导情不自禁说，这样的讲座会让自己受益终身的，并连连发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当然，一位参加过好几次讲座的重庆市某机关一位处长说，每次讲座自己都有很大的启发，但你说这种启发现在就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倒说不上来，毕竟是人文类的讲座，不同于一些技能或者培训课程，那能做到现学现用。他还是强调，大师们的人文学术讲座，陶冶性情，让我们树立人文关怀；这种影响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思维，使自己长久受益。

　　熊笃教授是为这些学者讲课的本土教授之一，熊笃教授认为，重庆市委开办这样的讲座，主要是从提高干部素质，建立新型干部队伍的角度考虑的。听众也只限于全市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近郊区县党委宣传部的领导，后来才扩大为处级。

　　对于开办这样讲座的意义，熊笃教授认为，作为重庆的地方官，连重庆的历史文化都不懂，还谈何定位和发展呢？再加上现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学经济管理和工科出身，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素质。

　　对于自己的“学生”，熊笃教授认为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要提出问题。熊笃教授清楚记得，自己主讲的那一次，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本来要听讲座，但是由于一个会议耽误了，讲座完了之后，两次找熊笃教授要讲稿，后来熊笃教授将自己的讲稿和相关的论文送给了邢元敏副书记。

　　“但是也有不好好听讲的，打瞌睡的，不仅仅是我讲的时候是这样，每一讲都有这种情况。”熊笃说，对于这些开小差的“坏学生”，熊笃教授认为，这些人对自己要求不严，他们总认为“我学经济的，关文化什么事？”而事实上作为基层官员，应该是个“杂家”，没有广博的知识，要治理一方事务是很困难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不重视，“这些人太急功近利”。

　　“三峡大讲坛”将开讲

　　虽然如此，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人文”讲座开办一年多来，还是赢得了很多干部的好评。对此，《光明日报》还曾做过长篇报道，然而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部门并不满足于此。据悉，明年重庆市欲通过整合现有针对领导干部的讲座、报告以及高层次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论坛，推出全新的“三峡大讲坛”，并以打造成在全国有影响的高层次学术讲座品牌。在内容上除了继续保持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外，还引入一些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学科内容。同时，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必要时还会采取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的方式。李廷勇处长还透露一个信息，明年推出的“三峡大讲坛”在适当的程度上还可以借用少量的商业运作方式，如采用冠名权合作、赞助商回馈等方式。

　　重庆人现在有理由期待明年会有一场更大的人文学术盛宴来临。

　　张国祚:文化是软实力

　　信报记者 杨冰/文

　　2005年12月23日，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现场。此次讲座的嘉宾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研究员，张原来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看似与文化关系不大，事实上，文化影响着综合国力，文化可以兴邦，也可以误国。”张国祚如是说。

　　文化是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也是硬实力

　　“国力,就是国家的实力。”张国祚解释道：“国力又分为硬实力，也分为软实力。”

　　国力的硬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等，而软实力最多地体现在文化上。而文化在更多的时间里，也体现在硬实力上，在美国，文化产业可以占到GDP的20%—30%。

　　虽然如此，文化在作为一个载体，传播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质、道德和情操，体现着一种凝聚力。

　　因此，文化可以兴邦，也可以误国。

　　张国祚认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正是让中国在世界发展史上居于引人瞩目地位的主要原因，而中国近代的落后也源自于文化的落后，当中国处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却在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诞生了一大批文化巨匠，解放了西方人的头脑，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明治维新

　　源自于《海国图志》

　　“历史的结局不可以重写，但是历史的教训可以总结。”张国祚说。

　　1841年，林则徐在镇江曾会见魏源，一个民间爱国人士。林则徐希望魏源能够编一部书来介绍西方文化。时隔10年之后，《海国图志》问世。1857年，魏源将《海国图志》从50卷扩大到100卷。

　　一部《海国图志》详细地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政治等，但是满清却将其看成离经判道的东西，并准备将其做为禁书焚毁。

　　“这么一部宏图巨著，在当时印了1000册不到，而且还没有好多人看。”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日本人在一艘船上得到了三部《海国图志》，认为这简直是旷世奇书。

　　当时的日本与中国的境况差不多，美国侵犯日本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样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可能。

　　当日本的维新思想家看到了《海国图志》之后，受其“学夷制夷”的启发，引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一部书对国家的影响就是如此巨大。”张国祚说。

　　思想力量比

　　政治家的力量更强

　　在讲到21世纪的中国，张国祚说目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贫富差距。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一般会用到一个指标，就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

　　基尼系数介于零和1之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超过0.4就超过了警戒线，而目前所有研究机构对中国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最少的已经是0.417。

　　按照最贫穷、次贫穷、中等、次富裕、最富裕划分社会群体，中国最贫穷的人占4.6%，高于美国的4.27%；最富裕的占50.13%，高于美国的44.05%，这表明中国的差距已经超过美国。

　　“虽是一家之言，但是不得不引起警惕。”张国祚说。

　　除此之外，污染、资源浪费等同样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美国蕾切尔·卡逊一部《寂静的春天》为美国的污染、资源浪费问题带来了警醒，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为该书作序的时候这样写道：“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