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院长点评2005年中日中美关系等

资料图片：吴建民 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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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接受本报专访，点评2005中国外交四大问题

　　访谈动机

　　2005年即将结束。此时此刻，盘点一年来的中国外交，我们会发现，这一年，更多的国家和他们的民众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或冷静观察，或啧啧赞叹，或疑惑，或期待。而中国

的国家领导人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许多国际场合，不断地向世界阐释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在这样一个时刻，相信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更多注视着中国的人们，希望能够解答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新的大国在成长，这一年的外交是否也已经具备了大国外交所必备的气魄和智慧？那些重要的筹划和布局是否符合提升这个新大国地位的要求？中国与外部世界能否最终完成合作发展的过程？

　　总体评价

　　2005年，中国外交在四个方面做得有声有色。

　　新京报：今年的中国外交有很多大动作，你怎么评价这一年来的中国外交？

　　吴建民：今年的中国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中国外交有四大块，一个是周边国家关系，一个是大国关系，一个是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还有多边外交。

　　今年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关系十分成功，除了与日本关系出现了困难，地区合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0+3领导人在吉隆坡发表宣言，一致同意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件事情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全球化进程当中，在地区集团化方面，亚洲一直滞后，而现在亚洲正在赶上，这是好事情。这件事情能够做成，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向着深广的方向发展。

　　在周边关系上，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朝核六方会谈，它达成了一个共同声明。谈四轮了，第一次形成一个共同文件，很不容易。中国作为东道主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过去的文件都是秘书处的文件，而这一次共同声明出来之前，武大伟副部长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召集大家来，以他的名义提出一个文件，这里不必讨论，大家回去各自请示首脑和政府，这说明中国对其中的火候把握得比较好。最后基本上通过了，只是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新京报：在其他方面呢？

　　吴建民：在大国关系方面，中美关系很引人注目，布什总统今年第三次访问中国，是美国任内总统访问中国最多的，他今年与胡锦涛主席五次见面。两国关系虽然有摩擦，但总体上在往前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把中国作为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提法本身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提升。过去他们不这样看。对“利益相关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这就相当于我们六个人坐在一辆车上，有一种同舟共济的味道了。当然美国人依然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重视中美关系，并在有意识地提升它。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也都在大踏步地前进。

　　今年中国领导人访问了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东、拉美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系都非常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在上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在上升。

　　另外今年也可谓中国的多边外交年，除了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活动较引人注目，还有APEC、上海合作组织，以及10+3、10+1、二十国的部长会议也在中国举行。对联合国改革这个热门话题，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国际社会反应还不错。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形成自己的战略筹划和布局。你觉得中国外交有一个整体的布局吗？

　　吴建民：中国的外交有一个整体的布局，就是为了争取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所以中国外交讲几块，对各块的工作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些都说明它有一个总体上的战略考虑。战略的方针也确定了，总体方针是小平同志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新京报：是不是在“有所作为”方面，今年中国外交表现得更突出了？

　　吴建民：“有所作为”是根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一个是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一个是外部世界期待做的事情，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有所作为就是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人发挥了出来，六方会谈就是个例子。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还处在崛起的初期阶段，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比起我们要走的路程来讲，我们才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韬光养晦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去年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国使节会议上讲到，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和平发展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

　　新京报：12月12日，日本最大的在野党党首前原诚司在外交学院演讲时，再次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他说：“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有人担心，中国构成了军事威胁。”来中国之前，前原诚司访问美国时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市场？

　　吴建民：原因有多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实力在增长，这是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新事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依然有成见。他们认为当时苏联强大了就要扩张，你中国强大了也会，这是一种简单的推论。第三种，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在给对方的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其利益带来一定冲击，比如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多，不少商品竞争力较强，发展中国家就有担心，怕把他们的饭碗抢跑了。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因为现在世界经济正面临产业结构大调整，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不是中国人带来的，中国人参加到了这个潮流里面来。我对外国人讲，由于全球化，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下岗了。全球化冲击大家，你冲击我，我来调整和适应，冲击到你的时候，你也要适应新的情况。我对法国人讲，你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法跟中国竞争，因为你们工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20倍。

　　所以说对这一点，需要我们多做工作，因为历史上的大国起来后都会扩张，人们对大国的崛起总是会起疑心。但是要相信，通过更多做工作，我们可以争取世界上更多人的理解。

　　新京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安全会议上也谈到了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威胁。你觉得双方战略的互信怎么才能确立？

　　吴建民：互信的建立需要一个相互坚持和努力的过程。今年11月份我们与美国人有一个对话，是学界之间的战略对话，美国来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有芮效俭、沈大伟。中美关系在发展，我们就提出来，我们要关注美国的利益，但要发展关系，需要关注对方利益，美方是不是也需要关注中国的利益？你们是不是需要支持中国的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支持中国的统一呢？你们以前只提支持强大的中国、繁荣的中国，但为什么不能支持统一的中国？我们就这样提出来，他们也在考虑。

　　因此说，美国要改变当前的一些考虑，是需要中国做工作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逐渐壮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会制约那种对华敌对的趋势。

　　新京报：可不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让世界得到了好处，而不是威胁？

　　吴建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最突出特点，是与世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我喜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衡量一个国家同外部世界合作的程度，一个直接的指标便是外国直接投资。我比较了一下，1980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是10亿美元，在日本的总量是33亿美元，在韩国的总量是13亿美元；到了2004年，中国FDI到了5600亿美元，在日本只有960亿美元，在韩国只有560亿美元。再举一个例子，2004年，美国是世界上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8%到29%。美国去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5.7%，而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6%，但是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这说明中国的发展让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

　　新京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文化都不会威胁他人。

　　吴建民：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需要跟外部进行合作，没有跟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按照这个逻辑往前推，中国越发展，跟外部世界依存度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威胁你什么？还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里面都有国防现代化的内容，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宁，中国需要有自卫的力量，为什么不允许中国人有？这一点也需要讲清楚。

　　在文化上，中国的领先不是一二百年，起码一千五百年，我们却没有欺负世界。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当时中国的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当时享有经济优势、军事优势、科技优势和文化优势，那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去征服世界，我们今天更不会。这种文化上的东西，我跟欧洲人讲这个，欧洲人懂，美国人不大懂，他们说六百年前的事情跟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们讲，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中国那么强大不去侵略人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新京报：胡锦涛和温家宝今年的出访，均向世界宣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向世界阐释将走一条全新的道路，国新办已为此出台了白皮书。与以前曾经出现的崛起相比，你觉得新在哪里？

　　吴建民：第一，它是跟全球化相结合，而不是与全球化相分离的。当年苏联的崛起是跟全球化相分离的，我们的发展方式不是这样。第二，我们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跟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是不同的，它们历经几个世纪的工业化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和危害。第三，他们有大量的海外移民，掠夺殖民地。欧洲当时两亿人，工业化中海外移民就六千万，中国的十三亿人口能移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