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皇粮国税”退出历史之后的新挑战

　　早报特约评论员 乔新生

　　随着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进一步措施浮出水面。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举措，希望通过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力度来解决当前中国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此外有人提出，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解决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还有人提出通过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解决农业问题。

　　应该说，这些应对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考虑到市场经济固有的属性，有关措施能否落实到位令人担心。首先，市场的趋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不可能大规模流向农村，除非实行农产品的高额补贴政策；其次，政府的转移支付面临财政难题。如果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那么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遭遇到各方面的压力。道理很简单，目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村和农民的代表并不占多数，预算的编制和审议难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

　　在西方国家，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农民人口逐渐减少，议会中农民的代表相对较少，所以，政府编制的预算中不可能完全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点，各国在选举法等一系列的宪法性法律中，作出了对农民倾斜的规定。比如，挪威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6%，但在议会中却拥有15%的席位。这些农民选出的议员为农村地区的发展献计献策，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而在我国，农民的代表远远少于城镇非农业人口的代表。

　　所以，要贯彻落实中央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首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否则，中央政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走形”现象。只有让农民自主决定地方财政预算，中央关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措施才能真正到位。

　　当前，农村发展千头万绪，但最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问题。根据《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规定，政府必须确保教育经费逐年增长。但现在看来，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在教育投入方面的能力也不一样。如果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必然会导致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越来越少。我国正在起草中的《转移支付法》将对教育财政经费的转移支付作出规定。相信随着的《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国家教育经费统筹制度逐步完善，农村教育支出问题将会得到妥善解决。

　　除了教育支出之外，地方政府办公开支也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包袱。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乡镇机构改革，通过裁减、撤并的方式，减少乡镇机构，进而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这项工作尚需时日，当前不可能解决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因此，除了教育统筹之外，国家应该考虑对

　　中国加入WTO后，庄严承诺将根据WTO的规定，逐渐减少对农业的补贴。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中国不能也不允许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直接进行政府补贴。但完全可以通过简化政府的组织体系，扩大农民自治，减少流通环节，承担非农业生产支出等方式，来扶持农业生产。政府与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直接补贴农业，不如旗帜鲜明减轻农民的非农业生产性负担。这样做既不违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同时也可以减少政策和制度实施的成本，让农民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实行教育经费国家统筹、彻底减少农村的政权机构、实行公务员工资“省级统筹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非生产性开支，最大限度地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确保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只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如果仅仅将财政资金转移到农村或者农业，而没有直接交给农民，那么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然难以从中受益。只有让农民参与到社会变革进程中，真正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农业税才能为农业的发展带来光明的前景。

　　相关专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