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投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希望投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望东方周刊》：对于这样庞大的科技规划，国家在投入方面有什么考虑？

　　路甬祥：我们希望投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投入结构也要有变化。2004年，中国研发投入在整个GDP中的比例大致是1.35%。我们希望是到2010年提高到2%，到2020年提

高到2.5%-3%。

　　在这方面欧洲国家比我们要高，比如瑞典和芬兰这个比例已经到3%以上，而且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对未来的发展来说，知识、人才、科技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和基础，它跟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水利以及工业经济时代的铁路、交通、能源一样重要。知识、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不但是最关键的发展要素，也是最重要、永远不会枯竭的资源。

　　在投入结构方面，一是企业要逐步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科技是生产力，它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投入不能完全由政府承担。这就要建设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台，它能有力地鼓励企业自觉地成为投入的主体和创新行为的主体。技术创新体系本质上应当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政府只能起催化的作用，起引导的作用，起扶持的作用，不能起替代作用。

　　二是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太低。到目前为止，大概只占研发经费的5%，国际上一般是15%-20%。基础研究早期的原始性创新比较难预见，它应当在国家科技方针的指导下，在世界科技发展态势的牵引下，让一线工作的科学家最大限度接近科学前沿，判断哪一个可以有所突破。往往是科学上，基础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很快技术上就会有新的发明创造。

　　《望东方周刊》：基础研究主要应当依靠国家投入。

　　路甬祥：基础研究还是要靠国家投入为主，而且，战略高技术研究的前期，还没有看到市场前景的时候，企业主不敢来，比如航天，国家不投，谁能来投？再比如新一代通信技术，当然有些企业会想到第二代，但是想到第三代，还是要国家先支持，国内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做起来。实际上，创新链应该是：国家进行前期投入，做基础的、前瞻的研究，而企业要投入中试，做跟产品和工艺有关的孵化。当然其中还有风险投资问题，这也都属于企业和社会的环节，它们都要赚钱嘛。

　　在加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也要适当加强对工益性应用方面的投入，因为过去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够。还有对艾滋病、SARS等新生传染病的防治，中药现代化等等的医疗方面。对农业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杂交水稻过去有很大贡献，但优势品种培养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许多好的农牧品种，水果品种，大部分还是进口的。粮食方面我们做了一点，但是研究水稻、小麦的优势品种我们还不够。我们做的面包还没有别人好吃，因为蛋白质成分还不高。

　　基础研究可不可以规划

　　《望东方周刊》：科学界对新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有没有不同意见？

　　路甬祥：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针对这个规划，主要是有的科学家担心它过度集中，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已经确定的专项当然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但当中也有一些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或者科技目标，比如登月，它就不是一个具体的经济目标。在实践这个科技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而且也不全是专项，还有主题，还有一些前沿领域，在主题和前沿领域当中，包含着许多基础研究跟高技术的前沿探索，就是指定一些领域和框架，让科学家自主探索。

　　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迷信现在有一些国外科学家鼓吹的，说“基础研究完全不可以规划，基础研究就是要自由探索”，其实这不对。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每个时期都有重点领域，比如过去10年就有“脑科学10年”。最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又提出了要把信息、纳米、生物跟认知四个科学交叉融合，作为他们优先资助的学科，因为这四个学科的发展、交叉和融合可能对未来的创新带动力最大。

　　我们对科学家的意见都应该关注和重视。比如有的科学家主张，资源配置上，大的项目不要列得太多，我觉得这就有合理的成分。大的项目，我觉得也要滚动地投入，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是，一些进入了专项，一些没有进入专项。每个人都希望他所熟悉的领域能写进专项，这显然不可能。这方面，每个科学家，尤其是一线的科学家，每个单位的领导人，都应当站在民族，国家和科技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不能只从本单位、本学科的利益看待问题。

　　有所创新是最大的快乐

　　《望东方周刊》：目前科学家和产业界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有一个“科学家为谁科研”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家如何保持中立、公正和准确？

　　路甬祥：中国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突出。中国的科研还是以国家和公共支持为主。科学家拿了企业的钱，肯定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创造新的知识产权，但对于一些危害人类的技术，也需要科学家恪守道德，科学家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最基本的就是珍爱生命，尊重人权，尊重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护人类知识的共享。同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为了促进它能更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保护的时间过长也不好。

　　《望东方周刊》：科学界如何和政界实现互动，也就是如何用科学的理论去帮助政策的科学制订？

　　路甬祥：政治就是管理公共事务，除了管理上的公平公正外，还要兼顾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要依靠自然和社会科学。科学可以为政府提供理论的支持，科学是立法的重要依据，是政府施政的科学基础，而政府的施政方针也对科学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国家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在某些科学领域有所侧重。

　　《望东方周刊》：对你个人来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什么？你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路甬祥：我搞的是流体传动和控制。在研究中认真工作、有所创新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后来我担任浙大校长，这一期间我最高兴的是推动了浙大科研和教育的结合、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结合，推动了学校科学评价体系的建设。到中科院后，在中央和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下，我一直在努力探索科学发展和创新的道路，这条路还没走完，还有很长。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提高到一个较高的位置。科学院内部的创新文化如何建立，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科学和技术，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都要再进一步，总的来说我对前景还是乐观和有信心的。-

　　路甬祥简历

　　路甬祥，浙江慈溪人，生于1942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流体传动及控制学家。197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参加工作。

　　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199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2003年3月1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5年2月2日，在国际科学院理事会第五次理事会会议上全票当选为该组织新一届联合主席。-